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中国在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中享有既得利益，并以自己的行动，甚至是领导其他国家来维护这一体系。此外，现代贸易关系，特别是增值链的切片，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全球化导致了货物、资本、人员和理念更多的双向流动。这种十字交叉形的全球化导致了千丝万缕的私人利益的产生。而要保住这些利益，他们就必须竭尽所能维护这种全球化。如果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即使金融和贸易关系遭到了破坏，中国也不愿意失去因人民币的地位而得到的权力和声望。
中国对自身利益的认知和开放的体系的要求相冲突，以及中国以一种不友善的方式行使其主导权的可能性虽然很小，但是依然存在。取得主导地位后的中国会在国内实行一些工业和类似于保护主义的政策，并从国外进口资源，与一些特定的伙伴签署双边协定和差别协定。考虑到中国的规模，这些都将会影响现行的开放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那么，今天的世界能做些什么来防范一个在未来变得异常独断的中国，或是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呢？
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的贸易伙伴，包括美国、欧洲各国、日本、印度和巴西，都需要在今天，或者是在主导权转向中国这段时期的某个时候进行投保，以防范或减少中国在未来以一种不太友善的方式行使其经济霸权。这种投保的需要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进行谨慎风险管理的自然结果。如果在深化和加强合作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的话，这种投保也不会妨碍各国与中国开展积极的、充满活力的合作。
历史表明，多边主义最有可能抑制在经济上占主导的国家。中国的贸易伙伴的目标，应该是使中国继续留在多边体系之中，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容易。首先，在避免和中国在双边关系上交往过甚方面，特别是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覆盖的领域，中国的贸易伙伴要拥有战略远见和采取约束措施。如果这些国家中的多数都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话，所有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多边贸易数量就会减少。问题不仅仅在于与中国签订的双边协定可能会存在失衡，还在于规则和协定的实施在双边的层面上，可能会比在多边的层面上要困难得多。换句话说，伴随着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是失衡的双边规则和在遵守这些规则时固有的不对称。
另一个更难解决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否有必要采取另一个自我约束的行动。如果美国、欧盟、日本、印度和巴西不同中国加深双边关系，而是互相之间进行自由贸易或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的话，中国可能会将这种情况视为“不怀好意的地区主义”和对中国的经贸包围圈的一种挑战。对中国的贸易伙伴来说，把中国稳住的一种更积极、更不具敌意的方式就是，不仅在它们同中国的贸易中实行多边主义政策，而且在它们之间也这样做。这样做显示出了对多边主义本质价值的信仰，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遏制中国的一种工具。
本书主要讲的是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和多边体系暗含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本书对欧洲及其发挥的作用讨论不多。从量的角度来说，欧洲，或欧盟27国今天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坐，因此在经济体系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之所以对欧洲谈论不多，是因为今天的欧洲还是一座“在建”的房子，整个欧洲和欧盟成员国之间对它们的决策各负其责。此外，直至作者写这本书时，对于欧洲的两股竞争力量，即分别主张主权保留和主权回收、集权和主权联并的两股势力，究竟谁会在欧洲外围正在爆发的危机中占据上风，情势依旧不明朗。预测显示，即使未来欧洲更为团结，有能力运用其经济实力，中国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最大的、单独的参与者。但是，一个重新崛起的美国和一个更为团结的欧洲将要，也需要在多边主义形成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在一个中国以不友善的方式行使其主导权的世界中，多边主义能够为它们提供保障。
当然，另一种可能是中国的崛起被夸大，美国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被削弱，但是其经济主导地位依然保持。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未来听命于一个在经济上占据主导地位而独断的中国的可能性很小，却也是不无可能。不管中国会如何崛起，及其崛起的速度会有多快，本书所列的数字和它们背后的意义与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将持续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前言的开始，我引用了哈罗德·麦克米伦对美国经济主导地位持续时间不超过200年的断言。历史，或中国真的能把美国主导的持续时间缩短至大大小于200年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