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我尝试着分析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而这些数据正是对于未来各国购买力的误差所作的一些修正。关于未来贸易将如何发展的数据同样很少，而各种理解和量化储备货币地位的尝试也没有成功过。在本书中，这些数据将被整合，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的“经济主导指数”，用以量化国家的实力，并在国家间和时间上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这一指数回溯至1870年，而展望的年限则至2030年。
这些数据建立在一些已经确定下来的方法论之上，而这些方法论的可信度已经同历史经验进行了对照检验。这个研究最让人感兴趣的时间段是接下来的20年，而我的重心却是在20世纪。这是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能够为我们研究中国未来可能取得主导地位提供两个类似的历史事件案例，即“二战”后的美国和“一战”前的英国。
那么，确定以20年为一个时间段的理由又是什么呢？20年的时间对于分析有关未来的所有问题可能不是最理想的时间范围，但是可以称之为一个可接受的折中。一方面，如果分析的时间跨度太大的话，不确定性因素就会增加。另一方面，对于讨论诸如主导性的问题，以及引导出这些问题对于国家和体制的隐含意义来说，一个较短的时间段似乎更有意义。因此，我尝试将20年的时间段作为喧闹的循环期和朦胧的趋势之间的导航工具。
在本书中，我以英国获得和失去苏伊士运河是如何与一个帝国的顶峰和低谷相对应的故事开篇；在结尾时，通过将我所构想的“苏伊士归还”场景——即我在前言开头所描述的“交接”场景——与1956年原版的苏伊士运河事件进行对比，从而预估前一个场景真实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第二章为各个国家建立一个跨越时间的指数模型，从而将经济主导地位量化。在量化之前，我讨论了可能的决定因素、将这些决定因素的范围缩小至几个重要因素（财富、贸易和外部融资）的基本原理，以及度量和衡量上的一些复杂问题。量化也从很多方面得到了验证：与现实世界中权力分配的真实例子，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权力分配进行对比，以及验证所建立的指数能否遵循自1870年以来经济主导地位变更的历史轨迹等。
第三章讲的是货币主导。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本章对1900年以来影响储备货币地位的决定因素进行了一种全新的分析。获得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规模——就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和外部融资而言——是储备货币地位的根本决定因素。这些变量能够解释在过去的110年间，主要货币的储备货币地位出现变化的70%的原因。这一发现同时也能验证经济主导指数，因为货币主导的决定因素与经济主导的决定因素很相似。
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为未来的经济主导和货币主导的预测奠定了基础。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是主导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它们需要被预测出来。第四章中也将这些由“经济赶超”驱动的长期预测纳入其中。通过这样做，贫穷的国家赶上了富裕的国家，而由于“引力”的作用，国家间的贸易则由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决定。经济赶超和引力有助于量化未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这一章表明，经济赶超一直到最近才变得具有选择性，在范围上变得更广，速度也变得更快。更多的国家正在赶上富裕的国家，而它们奋起直追的速度也变得更快。对于一些较大的诸如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而这一事实对于决定未来的主导也是至关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