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做法对于寻求资本的企业来说到底是好是坏，也是很难判定的。没人能够客观证明，一个企业按照传统道路上市融资要比出售一些股份给私募基金或共同基金对于企业发展来说更为适合。当布兰顿想尝试分析一些类似交易对企业的意义时，却遭到他许多老板的揶揄：“谁有资格对我们的做法说三道四？我们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责任就是要为股东赚钱。如果每一个上市公司都在这样做的话，我们为什么要比其他的公司更高尚呢？这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趋势造成的最明显的结果则是，对于中型企业和创业公司来说，上市可以带来的效益和收入越来越少。同时风险投资者发现那些把他们从承销人位置上踢走的投资银行手中常常都有一个收购提议，不是代表自己投行，就是代表一些收购基金。为数不少的风险投资人和企业律师都不约而同地评论说，传统的华尔街是帮助企业获取公开市场的资本，而现在的华尔街则是在想方设法地阻断企业与公开市场的通路。
华尔街上的资深人士认为造成这种转变的一部分原因是投资银行和资本市场上日益增长的竞争压力，到了21世纪，几乎所有的投资银行都成了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仍然保持着合伙人制度，其中包括拉扎德公司、格林希尔公司（这是由前摩根士丹利“造雨人”鲍勃·格林希尔创办的专业投资公司）以及埃富科尔伙伴公司（这是由一批前黑石集团的资深银行家和曾经就职于雷曼兄弟的罗杰·奥特曼创办的专业投资公司）。可是到了2008年时，就连这些公司也都在讨论上市之路。坦南鲍姆就此评论说：“当我刚开始我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时，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那时，这些投资银行都是由个人所有的。利用自身资本让交易员大规模地进行自营交易被认为是荒谬的。”
然而现在这些投行都是上市公司，它们同时面临着两大难题：需要不断地寻找到新的赢利业务，从而向股东保证利润稳步上升；同时也要找到方法来运用其日益扩大的资产负债表从而获得利润。华尔街专业投资银行桑德勒·奥尼尔的首席执行官吉米·邓恩评论说：“任何银行获得了新的资本之后，都需要找到合适的投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钱。一个银行即使可以募集到资本，但是如果他们把资本投入那些非自身核心业务，且绩效表现较差的业务中去，这就说明这家银行没能有效地利用资本。”而桑德勒·奥尼尔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私营的合伙人制度的公司，这并不是一个巧合。
到了2006年年初，华尔街内一些头脑清晰的人士开始纷纷质疑华尔街的这些变化。投资银行每年这些创纪录的巨额收益中，到底有多少是和银行的投资智慧和交易决策实力相对等，又有多少是得益于长期的低利率和越来越不可抑制的冒险态度？到了2006年年底，投行成功的定义已被改写。曾几何时，成功者是那些在这张金钱大网上，能够把资本顺畅地引到其企业客户那里，帮助他们成功经营，并为自己赚得巨额佣金和服务费的投行；而到了现在，成功的投行不仅要为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金融市场新兴力量提供服务，还要能成功地模仿其业务模式。金融炼金术的神奇之处在于要找到合适的方法去进行自己的金融创新，并能对冲其风险。
那些“扫兴的家伙”在华尔街上是长久不了的。添惠证券的掌门人裴熙亮在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合并之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才又坐上了摩根士丹利的头把交椅，却在2005年投行内部控制权的斗争中被赶出了银行。对冲基金经理尼克·哈里斯对此评论说：“在华尔街其实是有一些聪明人的，譬如摩根士丹利的裴熙亮，他们非常在意自己资产负债表的健康情况和风险程度，也没有在2003年随大流地增加杠杆。可是，他却被解雇了。”
然而这只是故事的一个部分，裴熙亮在摩根士丹利非常不得人心，在他掌舵期间，还有一些顶级银行家跳槽到其他投行。这一切归结于在裴熙亮领导下的摩根士丹利没有像其竞争对手那样利用资产负债表豪赌，直接导致了银行利润率与竞争对手相比非常不利。股东们对于这样的失利非常不满，在内部银行家的支持下决定开创银行的自营业务部门，反对这种做法的裴熙亮被驱逐了。前摩根士丹利银行家吉尔曼评价说：“他就是没有21世纪银行家所必需的素质，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对于大家的不满表现出如此的惊讶。” 裴熙亮的继任者是麦晋桁，他积极地去争取裴熙亮当时由于对风险的担忧而刻意回避的那些业务。当摩根士丹利在2007年报告其第一季度的赢利时，在其一直低迷的次级抵押贷款业务方面，高调地宣布了10亿美元的利润，银行投资人也对这个直指高盛的高额收益表示非常满意。
裴熙亮下台的教训并不是个人斗争的失败。甚至没人因为失去他这样一个领导者或同事而感叹。裴熙亮只是站在传统的角度上来看待华尔街及其运行规则。吉尔曼评论说：“他所理解的华尔街，还是那种老套的以服务客户为核心的，却不适合当前这样疯狂追逐高赢利业务的环境。”因此，裴熙亮的离开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这代表着他不能带领摩根士丹利不惜一切代价地去追逐利润最大化，仅仅因为风险而不断放弃机遇的这种方式在华尔街上是没有职业前途的。另一位华尔街资深人士评论说：“我们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心里自然也是十分了然，这个信息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常常自省的问题不是这些业务是不是足够审慎，而是这么做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战胜高盛。”
这种变化自然不是只在高盛一家投行出现，这是一个行业的集体行为转变。华尔街的资深人士认为，这种转变的一部分，是源于投资银行这个市场的竞争不断恶化，由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普通商业银行也可以从事投资银行业务，这使得这个本身有限的市场竞争压力陡然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