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的目的是为了募集更多资金，它们对这种结果是极其不满的。如果对冲基金买了它们的可转换债券之后，随即就把它们公司的股票抛售的话，它们自然不希望把自己的可转换债券卖给对冲基金了。毕竟大持股人抛售股票对于企业来说是个灾难，不仅股价会应声而跌，更重要的是这无异于给市场一个负面的信号，在市场上对该公司的信心是个巨大的打击。只有很少一部分对金融市场非常了解的人才会认识到，这样卖空引起的股价暴跌跟市场信心毫无关系，只是对冲基金在购买可转换债券之后的一个单纯套现举动。布兰顿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必须对公司好言相劝，给它们洗脑，让它们觉得自己是需要对冲基金的。对冲基金也向企业承诺了一些好处，比如可以在利息方面给企业打折，或者承诺大额认购企业的可转换债券，这样企业的融资计划可以很快完成，其成本也相对较低。即便如此，企业对待对冲基金的态度也还是比较谨慎的。”
在现今华尔街的眼中，如阿里卡莱、法斯科夫和吉鲁这样的传统大买家和收购基金，与对冲基金相比都变成了小儿科。他们支付的交易佣金本来就少得可怜，还要拼命挤压微薄的交易边际利润。企业偏爱的共同基金投资者通常要花好几个星期才能作出投资决定，投资银行还要带着它们的客户去做为期四天的路演——要到波士顿、巴尔的摩、洛杉矶等地方去一一登门拜访这些投资人，极其费时费力。这些被折腾得很恼火的投资银行家不明白何苦要自找麻烦，如果是卖给对冲基金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签字。
哈佛商学院的塞缪尔·海斯教授评论说：“终于，华尔街走到了不需要商业银行客户的那一步。除了美林证券这样的公司，它们还没有完全抛弃它们的传统客户，那是因为它们的零售网络很强大，还可以通过这个网络销售一些其他的产品。”海斯教授桃李满天下，他的门徒都是华尔街上鼎鼎大名的架构师，例如布鲁斯·威泽斯坦、约瑟夫·佩雷拉，还有黑石集团的斯蒂芬·施瓦茨曼，但是这样的成就并没有让海斯教授对华尔街的失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华尔街和金融市场上和普通商业银行之间其实应该有一个社会性的契约，华尔街通过证券市场不断上涨的指数而获得丰厚利润，而同样是金融系统里的商业银行却只能看着眼馋，所以双方都有些互相不满。”
咨询公司交易逻辑的调查数据显示，到了2005年，也就是法斯科夫和吉鲁风尘仆仆地去纽约拜访尼尔斯的那年，华尔街投资银行收入的1/4来自其私募基金客户，超过40%的收入来自其对冲基金客户。一些调查报告表明，当时市场上差不多有
8 000家对冲基金，比5年前翻了一番，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高达一万亿美元，是5年前的3倍。对冲基金和收购基金在华尔街的重要地位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显现，以对冲基金的代表公司黑石集团或收购基金中的翘楚KKR为例，它们不仅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它们都是由在金融行业里非常资深、几乎被认为是业界传奇的乔治·索罗斯和朱利安·罗伯逊领导的。但是到了21世纪初，对冲基金和收购基金的数量开始大规模扩张，吸引了大量的原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他们控制产品设计，主导交易进程，确保自己能占有交易的绝大部分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