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斗争上的细节很值得琢磨。如果战争进程发生改变，从这场战争中诞生的美国也会随之不同。如果英军实力更强大，而美军以更系统、更有效的回击战胜了英军，那么“因这场战争产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文化很可能会相当不同，它将更加强调国家而非个人，更加强调义务而非权利”。然而，尽管回顾历史时双方军事冲突的结果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但在当时，战事的前景却并不清楚。革命时期的历史学家很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常常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难堪的事实：战役的结果取决于小事件。就像威廉·戈登那样，他们忧心忡忡地表示：“伟大王国的兴亡，权力、荣耀、财富、艺术与科学，在未来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也许都取决于这类事件。”戈登对这类事件的讨论没有给出确定结论，这体现了一种现代思维的分析，标志着历史学家们在这一点上告别了清教徒的传统命定论，尝试严谨地对待和研究历史偶然性的作用，为新共和国的起源给出认真的、专业的解释。但他们也只是部分地解放了自己。他们—
模糊了天意与偶然性的界限，借此也破坏了传统的天意概念。他们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常常互换，都只用来指这类事件：它们在人们看来原本不大可能发生，是出人意料、令人费解的。此外，他们使用天意和偶然性的概念不只是用于解释历史，也是为了在无法说明事件原因时搁置判断。通过模糊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历史学家表明用天意已经不足以解释历史了。
天意仅仅是为了“意识形态和美学的目的”而存在的。最终的原因不是上帝，而是美国自己的命运—注定要实现的命运。
也许有人指出，美国革命因此促成了历史解释的世俗化。此后，人们不再用预定论来统一琐碎的事件（难以解释的偶然性）和宏观的反事实假设（天意注定）。然而，如果莱斯特·科恩对革命早期的爱国历史学家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这种变化完全是一种无心的结果,“他们将天意和偶然性混为一谈，打破了传统的天命解释论，并且还单独使用偶然性这个概念”，以图达到和休谟以及吉本一样的目的—“将偶然性重新引入历史，把因果问题复杂化”。不过，他们的成功也只在于为美国历史赋予了一个新的（尽管是世俗化的）目的。
这些历史学家“希望两全其美：一方面，打算写出公正的历史，致力于发现真理、为人类服务，在语言和风格上追求历史的纯粹性；另一方面，又想要写出一部只属于美国的历史，为革命的合理性提供辩护，向以后几代美国人反复灌输共和主义法则”。而且，他们“认为坚持美国革命的原则、价值观与坚持历史的客观公正并不矛盾”。可能会有人提出，在某些方面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和殖民地的清教时期一样，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从不去提反事实的问题。作为革命者传统的清教神学认为，未来只对人类才是未知的。未来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人类无法用自由意志来改变它。相比之下，革命者那种新的“激情洋溢的辞令”，体现了他们“由于未来的不确定并感到人类有责任去塑造未来而产生的紧迫、焦虑和挑战感”。他们可以自由地塑造未来，但路却只有一条。
革命派历史学家试图对建国过程提出一种更精密也更专业的说法。他们通过一种新的偶然性力量维护了清教传统的命定论，但没能往专业性上再前进一步，因为偶然性的逻辑必须服从一个预定的唯一目的—美国独立的正当性与必然性。从一开始，他们就暗自排除了一个同样有着现实可能性的反事实假设：一个英属的北美继续存在。因此人们也从未理解过历史的真正动力—反事实假设与偶然性的相互作用。相反，革命派历史学家仍然用天意的概念对美国命运进行目的论的解释，利用偶然性把天意世俗化，而并非用它来消除目的论。问题的大致轮廓在最初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