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殖民地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的假设，并不包括关于美国革命必然爆发的传统看法（即“外部原因”）的解释。代表制问题是和平最明显的障碍，然而这个问题也并不像此后它看上去的那么不可逾越。当然，征税与代表制是息息相关的。但如果说税收上的争议是可能通过协商得到解决的（因为征税是包括共和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的特征），那么代表制则更具原则性、更难以调和。不过，实际上并不必然如此，就连宪法本身也是某种假设，一般被认为是宗主国观点中最薄弱的环节。如托马斯·惠特利所指出的：“所有的英国臣民都一样，议会象征性地代表所有人，事实上却没有人真正地被它代表，因为在议会里任职的每个成员都不代表他自己的选民，他只是那个威严议会的一员—这个威严的议会代表的是英国所有的下院。”换句话说，除了作为上院或下院成员坐在议会里的那些人以外，所有英国人都没有把议员看做自己的代表。议员仅仅就是议员，他没有拿选民的报酬，也没必要接受选民的建议。这种实质代表制的问题不在于它显而易见的虚假性，而在于它已被人们看做不言而喻的正确道理。人们会在讨论中不假思索地引用它，也不对其进行任何理论上的阐释。但它原本可以被赋予某种理论依据，并因此能更好地解释帝国内部关系，以及英国自身政治的实际运转。
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英国议员不仅仅代表他的选民，还代表了整个国家，代表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所有居民，代表了占人口百分之八九十的没参加投票的民众，代表了那些投反对票、弃权票的人，还代表了投给他们支持票的人。这当然是政府的一个必要假设，但它更多涉及的是政府的日常运转，而与由此推出的另一个假设—一个人只有自己投了选票才能被代表—没什么关系。这是普选制中的一种理论，显而易见，它让所有非选举人、投票给落选者的人以及投票给议会分组表决中落败一方的人，都必须屈从于多数主义。不管是代表制还是普选制，事实上操纵国家的都是一小部分人；只是代表制并不怎么掩饰这个事实，而且也更有威严感。对上层政治人物以外的人来说，“实质代表”和“实际代表”二者都只是形式上的概念。正如君权神授的君主制被民主代表制所取代时一样，历史学家现在也同样要摒弃如下设想：是一种历史必然性的逻辑使得人类用新的不言而喻的“真理”取代了近代早期的“假设”。
不可否认，威廉·皮特1766年曾声称：“让北美派代表参加议会简直是你能想到的最可鄙的想法；对此，连反驳都不值得。”不过，这是一种政治伎俩，因为皮特自己只代表了很少的选民，包括他最早代表的老塞勒姆地区—当地人烟稀少，骄傲地号称有大约7个选民。1757~1766年，他作为巴斯地区的两个代表之一参与下院：当地的选民大约有30个。即便是那个时候，皮特也从没参加过选举投票。尽管皮特口才出众，但无论是他在下院时，还是作为查塔姆伯爵一世晋升到上院后，我们都很难弄清他究竟代表谁。北美把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大加称赞，但忽视了他整个议会生涯中仅仅只参加过一次竞选这个事实。而且那次竞选还是在锡福德地区很小的港口进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