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里，也能发现类似的现象—尽管这部分数据资料不够充分。就大学所提供的有关30岁以下学生（包括本科生和不少研究生）的宗教敏感度的资料来看，他们并不是被迫服从17世纪30年代“劳德革新”，而是自愿地默然接受—有些甚至是抱有积极的热情，并且还增强了对国王的忠诚。1630~1641年，劳德曾任牛津大学校长，他表现活跃且持干涉主义立场。用夏普教授的话说，这10年下来，牛津简直成了“教会和王权的据点”。当1642年长期议会分为“骑士党”和“圆颅党”时，“大多数在劳德任校长期间入学的牛津人是支持国王的”。在剑桥，情况也类似：至17世纪40年代早期，“大学公开表示支持国王”。劳德的教会“革新”看起来找到了大批的支持者。1641年，由虔诚的罗伯特·哈利爵士主持的下院委员会调查了17世纪30年代大学的情况，发现“（大学中）许多人明显都对天主教传统感兴趣”，这种兴趣之浓厚甚至远远超过了劳德要求的礼拜仪式革新。这些新兴劳德派认为老派加尔文主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已经过时。正如困惑的加尔文主义捍卫者斯蒂芬·马歇尔于1641年对长期议会提到，“似乎我们对上帝承诺的真理已经疲倦不堪了”。也许在17世纪30年代大多数大学本科生看来，“清教”大学已经屈指可数—尤其是剑桥著名的伊曼纽尔学院和西德尼·萨塞克斯学院这样古怪过时的老派神学院，并不那么有威胁性和煽动力，是保守的父亲将儿子送去接受20年前曾流行过的神学辅导。然而，1641年下院的大学调查者吃惊地发现，就连伊曼纽尔学院的学生也会溜到极端劳德派的彼得学院去一尝禁忌之快。到1639年，剑桥的劳德派“已经处于制高点。彻底占据主导地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些数据当然是不够完善的，通过它们进行推论需要十分谨慎。就议会中的年龄和政教立场而言，用1642年的信息来推想3年前，也就是1639年的状况，在解释上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内战中对国王的支持并不能被解读为整个17世纪30年代对国王政权的支持。当然，平均年龄显示出议会方面更年轻的人，诸如布鲁克或曼德维尔等（1640年他们也都在30来岁），完全可能是未来几十年查理一世政权的眼中刺。类似地，1640年的政教立场调查充其量只能十分粗略地说明个人统治最后几年国民的政治态度。但尽管500多位议员表现出的年龄、立场的差异只是大致地代表了整个国家的倾向，但政治含义相当实在—因为在考虑到整个社会的年龄层分布时，这个结论得到了加强。
1631~1641年，英格兰、威尔士人口的年龄分布始终保持了大致的恒定；人口中近60%为30岁以下，约1/3的人口为15岁以下的儿童。1640年，一半人口（）出生于1616年后，因此当查理一世1625年即位时，他们才9岁甚至不到9岁。或者用政治经验术语来说：1640年，这个国家1/3的人口所知道的国王只有查理一世。对这1/3的人来说，哪怕最近发生的1628年权利请愿等事件也显得有些遥远—因为在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议会时，他们最大的也才4岁。查理一世的无议会统治只要能持续到他实际被处死的那年，也就是1649年，在英国也许就有一半多的人对议会没有直接的经验或回忆。这条鸿沟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记忆上的，对于查理一世政权在政府和教会的“革新”非常有利。
当然，文化记忆的流传不仅取决于年龄，还取决于一个更为微妙和广泛的因素。加尔文教精神、相信议会是一个有合理秩序的国家的根本组成部分，这些传统不会仅仅因为那些实际经历了伊丽莎白时期和詹姆斯时期的人逐渐离世而被忘记。就算是在议会没有召集的时候，关于议会历史、传统和权力的小册子和专论（常以手抄稿的形式出现）也会被四处散发；所以，即使查理一世1639年获胜，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这种现象就会消失。不过，政治感受方面存在的年龄、年代差异还是不能轻易忽略。至少议会在1642年成功地重获支持，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有些人曾经历了詹姆斯一世时期和查理一世统治早期议会为“臣民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尤其是1626年和1628年9月进行的争论激烈的会议），议会对他们来说仍然很有感染力。1639年，这部分人已经成了少数派，尽管人数并不小（约占全国人口的40%）。如果在5年或10年后再次响起武力捍卫议会的呼声，回应恐怕不会很热情。对皮姆、圣约翰、贝德福德和塞伊等人来说，1639~1640年是真正的“议会危机”：要么现在恢复议会，要么就永远休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