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托尔斯泰被迫在这一点上承认历史写作中“从来不存在绝对的必然性”，因为“为了设想出一种仅仅服从必然性法则、毫无自由可言的人类行为，我们必须假定自己对无限的空间和时间乃至无止境的因果链有全然的了解”：
自由是内容，必然是形式……我们关于人类生活所知的一切，都只是自由意志与必然性在某种比例下的关系，亦即意识与理性法则间的某种关系……自由意志的力量如何体现在时间和空间上、如何依赖于因果关系，构成了历史的课题。
事实上，上述这段话从逻辑上完全体现不出严格意义上的决定论。不过，托尔斯泰随后又说道：
我们将自己所知道的称为必然性法则，将自己所不知道的称为自由意志。就历史来说，自由意志只是表达了我们关于人类生活所不知道的一切……承认人类的自由意志是种能够影响历史事件的力量，这就好比天文学中承认天体组织的运行来自某种自由力量的推动……如果存在一种可归因于自由意志的人类行为，那么历史中就不存在任何法则……只有将自由意志限制至无限小的地步……我们才能让自己相信原因是神秘难测的，于是历史的任务不再是寻根问源，而在于摸索历史法则……要承认个体必须服从空间、时间和因果关系，其困难就在于必须摒弃个人独立于法则这样的想法。
然而，我们仍然没搞清楚，为什么当历史的参与者真正意识到自由意志时，他们却应该为了维护决定论法则—历史学家如果不具备近乎无限的知识，就不能真正理解这些法则—在最大程度上去限制自由意志。托尔斯泰努力想要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历史决定论，但这个英勇的尝试最终宣告失败了。
只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说他在托尔斯泰（与其他许多人）失败的地方成功了。我们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置于其自身的语境中去理解：作为众多决定论中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近乎完美地综合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历史仍然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但推动历史前进的不是精神冲突，而是物质矛盾，所以（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真正的生产过程”取代了“思想对自身的思考”，成为了“全部历史的基础”。蒲鲁东最先尝试过，马克思则是对之加以完善，否认国家支持了各阶级间的和谐这种观点，从而“纠正”了黑格尔，并在《哲学的贫困》的争论中抛弃了蒲鲁东。1848年《共产党宣言》提出了19世纪最持久流行的警句—“到目前为止，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非常简单好记。
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汲取的不仅是辩证法，也吸收了黑格尔对自由意志的轻蔑：“人类创造了并仍然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却浑不自知。”“在历史斗争中，一个人必须将政党的口号、幻想与自己现实……的利益区别开，将对自己的认识与现实区别开。”“人类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生产中进入了独立于其意志的确定而必然的关系。”“人类是否能自由地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形式？完全没有。”但在黑格尔背后有着加尔文甚至更早年代的先知的影子。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某些个体—被剥夺和被异化的无产阶级—成为了新的“选民”，担负着推翻资本主义、接手整个世界的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