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梅里曼于1984年出版的文集《就因为少了匹马》继承了这样的行文传统。书中包括了三个有关美国的猜想：假如波卡洪塔斯没有救出约翰·史密斯船长？假如伏尔泰在1753年移居美国？假如哈钦森总督的女儿成功说服他不要派回达特茅斯号（正是这个事件加速了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发生）？还包括两个有关法国的话题：假如路易十六一行成功地从瓦伦逃脱？假如波旁家族的统治路线在1820年得以持续？另一个话题是关于英国的：假如威廉三世在海战中败给了詹姆斯二世？总体上看，这些都好比是茶余饭后闲聊的历史。全书在一开篇就确定了基调，即假想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与纽约巨人队签下一份棒球比赛的合约会发生什么。彼得·盖伊的荒诞之作也承续了这种风格，向读者暗示如果精神分析法的创始者不是犹太人，人们会更严肃认真地对待它。只有康拉德·拉塞尔关于1688年的文章《天主教之风》，才称得上有真正的历史学价值。
切斯特顿曾经在斯夸尔的文集中异想天开地提出：如果海上风向有利于詹姆斯二世而非威廉三世的舰队，英国宗教改革是否就因此不会发生？拉塞尔又重拾了这个问题。其实休·特雷弗–罗珀就曾提到过类似的话题。当时他曾对17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斯图亚特王朝失败的必然性表示质疑。“如果是一个（比查理一世或詹姆斯二世）更明智的国王，是否就能像欧洲许多国家那样维系或重建英国的君主专政制？”罗珀写道，如果查理“在位时间再多几年”，议会里那些反对他的人也会因为年老力衰而不战自败。如果詹姆斯“像他兄弟那样把政治置于宗教之上”，“斯图亚特的复辟”也许会“稳当得多”：“此后，英格兰辉格党的显贵们难道就不会像法国胡格诺派那样转而崇拜升起的太阳吗？”约翰·文森特则更进一步，把勒努维耶想象的异教欧洲史与英国成为天主教国家的假设结合到了一起。他选择的起点比特雷弗–罗珀更早：
16世纪西班牙的征战中因理性的涉入而变得相对不那么血腥，但……几乎不间断的征税引发了零零星星的反抗，比如发生在诺里奇的毁像活动。更严重的是，英国被迫解除了军事武装。在三十年战争中，多达四个国家的军队为争夺英国而争斗，布里斯托尔从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文森特还设想，在这场灾难之后英国进入稳定期并延续至18世纪。但此后又发生了一场灾难：“在对法战争失败以后，英国国家信用彻底崩塌，并且对法国将‘天然国界’推至泰晤士河表示让步。”
此后，形势迅速恶化，以致英国在19世纪并未进入鼎盛时期而是滑入了低谷：
随之而来的国王退位导致伯克式的公民贵族与海军激进派之间总是争战不断，直至韦尔斯利上台执政并推行法国的重商主义时才结束。尽管执政时期的英国政府十分清廉，但由于国家贸易权被剥夺，英国开始陷入人口数量下降的困境；同时，随着法国的快速工业化，英国逐渐沦为法国的产粮地。依赖于单一农作物的生产与出口使英国经济进一步恶化。连年多雨引发小麦大面积患锈病，导致饿殍遍野，人口进一步大规模减少。而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国政府救济措施的无力引发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运动，其追随者声称要解放泰晤士河南岸这个所谓“失落的”法国大省。由于辉格党逃往马德拉、格拉斯通被囚于圣赫勒拿岛，这场运动戛然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