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于3月31日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揭开了联共（布）在中国问题上斗争的大幕。大概是因为在“四·一二”政变的震撼下，联合反对派统一了认识，季诺维也夫派也认识到了他本人参与制定的中国路线的危害。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所署日期是4月14日。而反对派领袖共同签署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其他几份文件，都是在7月期间，也就是“马日”事变以后的事了。3月31日和4月的文件，托洛茨基在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两次讲话，对防止蒋介石政变来说，是晚了些，但对防止武汉汪精卫的分共来说，还是很及时的。
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中，双方的优劣高下表现得格外清楚。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武汉政府和冯玉祥、唐生智等“革命”将军的准确定位，以及对蒋介石背叛革命和武汉政府必将镇压工农运动，与南京政府结成统一战线的预言，很快就被历史进程所证实。而斯大林说“蒋介石服从革命纪律”，武汉政府是革命中心，左派国民党是土地革命的领袖的话音未落，革命运动就两次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斯大林、布哈林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限制反对派的观点的传播，竭力缩小和隐瞒中国失败的严重性。但如此惨重的失败、政策的破产、反对派准确的预见，仍使他们十分难堪，甚至在本来支持他们的自己的派别中，他们的声望也一落千丈。就是托洛茨基在其上做了两次讲话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5月18—30日）期间，此时依靠蒋介石的政策已经破产，依靠左派国民党的政策的破产也初露端倪。为了确保自己在这次全会上的胜利，斯大林不让共产国际前主席季诺维也夫出席会议，并拒绝向与会者散发季诺维也夫的《中国革命提纲》，尤为恶劣的是，为了限制出席人数，他把会议地点从安得列耶夫大厅转到一间小房间里。其狼狈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狼狈不堪，但因为大权在握，他无须顾及中国革命在他指导下失败的事实。在“四·一二”政变之后，斯大林还理直气壮地说：“这条路线是使革命进一步展开，使“左”派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和国民党政府内亲密合作，使国民党的统一巩固起来，同时揭露和孤立国民党右派，使之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如果右派服从国民党的纪律，就利用他们，利用他们的联系和经验，如果右派破坏这种纪律并背叛革命利益，就把他们逐出国民党。后来的事件完全证实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把共产党打了个措手不及，把无数共产党员和工人淹没在血泊中的上海政变，在斯大林嘴里，竟成了“把他们（右派）逐出国民党”，好像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共产党手中，是它把蒋介石逐出国民党，还“完全证明了这条路线的正确性”，难怪托洛茨基说他是无以复加。
斯大林决心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前夕开除反对派领袖的党籍，也是为了不让中国革命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日程。
开除托洛茨基，就是在斯大林、布哈林的追随者中，也引起了极大的不安。虽然出于派别利益，他们也抨击托洛茨基，但他们中的多数人还认为这是党内斗争。但真的要把他开除出党，他们难免会受到良心谴责。他们都还记得，他在革命、内战和建设中的巨大贡献，他们多少次眼看着托洛茨基的预言变成现实，这次对斯大林、布哈林错误政策的后果和中国革命进程的预见如此迅速地被事件所证实，他们在内心深处，还是很佩服的。但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他们不得不表示赞成，因而不得不以疯狂和歇斯底里来掩盖自己的内疚。
在１０月２３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重提他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要求。在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的第一次讲话时，布哈林、诺伊曼等人的粗暴的插话与这次会议上空前的暴力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了。早在1926年10月举行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季诺维也夫已经不可能在会议上正常讲话了，他的讲话不断被嘲讽和起哄打断。听众虽然对托洛茨基也抱有敌意，但对他还怀有敬畏之心。查看当年的会议记录，虽然在他讲话过程中，也有斯大林和他的铁杆追随者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以及布哈林分子粗鲁的插话，但还没有到不能讲话的地步。尤其是在发言限定时间已到，托洛茨基要求延长时间时，总能得到与会者的同意。这次就不同了。在托洛茨基讲话时，书籍、玻璃杯向他砸去，他的讲话多次被疯狂的诘问打断，对他的嘲笑、口哨声、叫骂声响成一片，甚至淹没了托洛茨基的声音。在他宣读3000字的讲稿过程中，喧嚣、谩骂、起哄就达20多次。记录中有几次提到，可怕的喧哗声压过了演讲者的声音，惊心动魄的喧哗声。但托洛茨基不为所动，继续读他准备好的讲稿。由于不能使他沉默，会议甚至在他还在讲话时就宣布休会。
疯狂战胜理性，谬误战胜真理，就在这可悲的一幕中完成了。但这并不是灾难的结束，甚至对斯大林派来说也是如此，就不用说布哈林派了。不久之后，布哈林派就被打成右倾反对派。一年多后，当第一批投降的反对派成员返回莫斯科时，一批批因对斯大林内外政策产生怀疑的原斯大林派成员，也踏上了流放的道路。这还不是全部。后面还有疯狂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大清洗，还有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使人类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灾难的“第三时期”理论。
代表大会结束后，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找到布哈林，宣布投降，称自己的意见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的”时，布哈林飞扬跋扈地说：“很好，你们终于下了决心，这是最后时刻，历史的铁幕正在徐徐落下。”《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第420页。 然而，就在他作为多数派的代言人扬扬得意地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进行“历史判决”时，同一个铁幕即将落在他的头上，把他压成齑粉。这是他在毁灭前的最后的疯狂。就在反对派领袖被开除出党，纷纷被流放到边远地区时，粮食征购危机已经爆发。就是这次危机再加上中国政策的破产，导致执政的中右派（反对派一直把斯大林派称为中派，把布哈林派称为右派）联盟再次分裂，布哈林本人作为右派领袖也面临着灭顶之灾。
另外，在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上第一次讲话时插话的两位德共领袖雷梅尔和诺伊曼后来的下场也不好。1925年后，他们和台尔曼是德共党内的三巨头。台尔曼为了追求自己在德共的绝对权力，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于1932年，即希特勒上台前夕，发起一场反这两人的斗争，并大获全胜，他们二人被赶出德共权力核心。纳粹上台后，二人到苏联避难，后来都被清洗。 参见拙文《历史上的台尔曼》，载《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
此后，斯大林的国内外政策向左转，这是他以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承认了以前政策的错误。但嘴上是不能承认的。上面已经说过，他的这次向左转给苏联和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党内斗争到此结束，但托洛茨基对斯大林错误的中国政策的批判并没有完结。在流放中，甚至在后来流亡国外时期，他仍继续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对其后续发展——广州起义——加以批评。
反对派斗争对中国的影响
托洛茨基真的是堪称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据统计，他的全集可达150卷。涉及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理论等诸多领域，而且在每个领域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如俄国文学中的“同路人”概念就出自他的笔下，经济学术语“剪刀差”是他创造的。但作为成功的革命领袖，托洛茨基的最主要的著作还是他对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及据此制定的战略策略那部分，他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与斯大林、布哈林的论战和斗争，和他论述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以及后来的德国反法西斯斗争、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一样，是其中的重要的篇章，在这些作品中，充分表现他驾驭革命潮流的能力，他的高瞻远瞩和雄才大略，为他赢得先知美誉的准确预见。他的这些作品都应该是革命战略战术的最好的教科书。然而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它们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甚至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则一直被湮没。
托洛茨基对中国形势的分析虽然深刻，判断、预言准确，但可惜的是，在当时并没有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斯大林、布哈林大权在握，一意孤行。他的批判既没有使中国革命免遭蒋介石政变的打击，也未能使它避免汪精卫分共之害，更没有阻止它陷入后来的左倾盲动之中。中国国内的党的高层领导大概除了从苏联传来的对托洛茨基观点的片面批判外，对他的观点知之甚少。陈独秀初次看到托洛茨基评中国革命的文章，已是1929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