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我被俘军民惨遭杀害者达30万人以上。在有计划有组织大屠杀的同时，日军疯狂地奸淫、抢劫、焚烧和破坏，使南京人民蒙受到无比深重的灾难。
南京大屠杀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本性，所犯下的罪行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其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其手段而言并不亚于纳粹德国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血腥屠杀。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纳粹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送进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钟或几秒钟将人杀死，被害者经历痛苦较短；而南京大屠杀除了集体屠杀外，很多是日军成群地或个别地在屠杀之前对人加以酷刑、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随心所欲，不分青红皂白，施行暴力的方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残酷形状难以用笔墨所形容。这不仅在现代史上是破天荒的，即便在人类史上也是罕见的。有的不是亲眼所见，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从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城里起，6个星期内，集体屠杀我被俘军民约19万多人，分散屠杀约15万多人，惨遭屠杀的人总数在30万人以上。日军并大肆奸淫妇女，约2万多名7至70岁妇女被强奸、轮奸，一般的都是先奸后杀，惨不忍睹。无数住宅、商店、库房、机关都被洗劫一空，为了毁灭罪迹，日军随后把房屋纵火烧掉。全市约有三分之一建筑物被付之一炬。被抢劫的财物不计其数。在那场浩劫中南京人民蒙受了空前的灾难。
侵华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罪恶，当时就引起一些国家的特别关注，或提出交涉，或提出抗议，指责日军的暴行。这要归功于一些留在南京的外国记者、教授、传教士、摄影师等外国友人。他们利用得到本国政府保护的有利条件，凭借目睹的真实材料，及时地向本国写出报道，多角度地在报刊上报道了日军烧杀奸掠的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不久，《纽约时报》记者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斯蒂尔?路透社记者史密斯和派拉蒙影片公司的摄影师门肯，都纷纷向本国发布日军暴行的消息。金陵大学徐淑希教授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从1937年12月16日至翌年2月上旬，几乎每天都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就日本军人所犯暴行提出报告，要求日军保护难民区内难民的安全。最著名的是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及时地编撰出《战争是什么：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出版。1938年7月，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后来斯诺也以《为亚洲而战》一书揭露日军的残暴。他们(除斯诺外)都以目睹的事实遣责日军惨无人道的罪恶，严正指出日本兵的暴行完全是日本军事最高当局所采取的恐怖政策在行动中的反映。这些外国人看问题比较客观、公正，一语击中了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要害，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南京的中国人遭到日军残酷的蹂躏，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生命难保，危在旦夕，没有从南京发出信息的可能，更没有将日军暴行形成文字的条件，以便及时地控诉日军的残暴。但他们痛心疾首，忍辱负重，将仇恨埋在心里，等待有朝一日的时机。一些人一经逃出地狱，获得自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随之涌上心头，难忘血债，便找亲人诉说，并以亲身经历或口头宣传，或写报道，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的滔天罪行。
由于幸存者九死一生，陆陆续续地从敌人的魔掌下逃出南京，用亲眼目睹的事实向身边的人诉说，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早已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可以断定，这些就是当时条件下的口头报道。很多听者心惊肉跳，谈日(军)色变，惶恐不安。由于战乱，交通和通讯条件又大受限制，最早用文字报道南京大屠杀日军暴行的是佚名。他对逃出南京而辗转逃到武汉的幸存者进行采访，在《国政与公余》杂志上以《失守后的南京》为题，报道了日军在南京杀人、纵火、奸淫、抢掠等等暴行，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激起抗日军民对日军的刻骨仇恨。
紧接着国民政府特工人员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亦作了不完全的报道：
(1938年3月7日)，倾据最近由京抵汉者谈及南京失陷时我军不及撤退，被敌杀者达六、七万之多，全城满是尸体，河渠尽红。无辜平民被杀害者最初日达数千，最近日渐减少。亦有数十人之多……
这个特工人员早已随政府迁都到了汉口，未能亲眼目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只是从幸存者口里得到了部分材料，很不全面，所作报道是不足有余的报道，被屠杀人数之差相距甚大。事实上许多幸存者流散各地，受害的程度及其目睹各不相同，谁又能很快掌握到南京大屠杀的全面材料呢
由于国外的报纸报道和幸存者从南京逃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逐步被舆论界所掌握，在汉口的大公报和其他一些报纸相继作了报道，《陷都血泪记》、《陷京三月记》、《敌蹂躏下的南京》、《在黑地狱中的民众》、《血泪话金陵》等等通讯报道和纪实文学陆陆续续在抗战区域内出版发行，有力地揭露了日寇的暴行，使我军民进一步认清敌寇的狰狞面目，激起了对敌人的仇恨 ，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些报道和用血泪写成的文学也流传到国外，使许多外国人士认清了日本军队的残暴，表示对苦难中的中国同情，支持中国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