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当我第一次访问哈尔滨时，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的朋友领我去参观他们举办的哈尔滨犹太人事迹展览。我在展览会上偶然发现一张照片，上面站着五位年轻人，敞着上身，紧握拳头，居中的一位正是我的父亲。看见父亲是那样年轻、健康、英俊，不由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为有这样一位可敬的父亲感到骄傲。此时此刻，当我书写这段经历时，我依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的十个指头禁不住轻轻发抖。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李笑述教授告诉我，我父亲组织一伙年轻的犹太人练习拳击，为的是保护犹太人的安全,防备仇视共产党并归罪于犹太人的白俄分子的攻击。根据父亲在回忆录中的记述，他们常常将一位小伙儿派到街道当中，大部分人躲在不远的地方守候，一旦俄国人过来要揍我们的小伙，大家便一涌而上给俄国人一顿教训。我一向认为父亲是个和事佬，不会和人较劲，从未听说他有这种个性。这时我才恍然悟出，父亲身上也不乏犹太人个性中强悍的一面，临危时刻不惜动用武力，套用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志在从事农业
在工学院学业有成，但父亲还是决定移民回以色列。这意味着中断他的电气工程学业，但他并不觉得可惜。他知道，做一名电气工程师回到以色列对国家的贡献不会太大，当时以色列需要的是发展农业。
当时对父亲来说，农业其实是件不着边际的事情，但是通过读书，他逐渐明白这个行业对以色列犹太人的重要意义，最终下定决心去当农民。他帮我祖父在齐齐哈尔办起一间不大的农场，养了四头牛、两匹马和许多鸡，生产所得全供家庭吃用。父亲喜欢鸽子，后来又在农场增设了鸽舍。听起来有些奇怪，父亲将一生大部分时间主要奉献给了以色列的农业发展，竟然源自中国齐齐哈尔这个小小的农场。
这时正好遇上一个选送荷兰进行农业培训的机会，父亲于是打算走这个路子，经荷兰回以色列。不过要实现这个计划得首先筹集必要的资金，于是父亲将自己的打算告诉我祖父母，未料到惹来他们一腔恼火。祖父母要他完成学业，有了学位再考虑下一步何去何从，但父亲不听劝阻。祖父知道筹钱是件大事，便告诉我父亲说他无能为力，让父亲自己去想办法。祖父以为，这样一来我父亲就会走投无路，只好乖乖留在中国了。在一般人眼里，也许我祖父太不仗义了，他的做法甚至过于粗暴。但在我看来，父亲劝阻儿子，避免儿子将来可能失足，倒是人之常情。未来的发展证明，父亲的选择并不像祖父担心的那样毁掉自己的前途，但谁又能完全预见到未来呢？
天无绝人之路。一个寒冷的下雪天，正当课间休息时间，同学们都到室外去了，唯独父亲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教室里，他为自己的处境冥思苦想。突然有人从背后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来人是班上特别要好的一位中国同学，名叫孙阿旺。小孙问他为何如此心绪不宁，父亲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小孙微微一笑，兴冲冲说他自有办法。
“你说什么办法？”父亲问。小孙说他叔叔在附近镇上一家学校当校长，正在物色一位俄语教员。“你俄语很好，到这间学校去当老师，还怕没有上路的盘缠呢！”小孙知道我父亲这一走是有违他父母愿望的，但他理解我父亲的心情，看在好朋友的分上决定帮忙。小孙具有中国人尊敬父母的传统意识，但同时也表现了人际关系中的友情价值观。
第二天小孙告诉我父亲，事情已经和他叔叔谈妥，要去的地方离哈尔滨大约120公里，是个小镇，只有父亲一个外国人。父亲坐火车到达时，已有人在站上等候，人称老严。父亲那年20岁，第一次离家远走，迈出了艰难的一步。
这是一所中国学校，所有学生和老师全是中国人。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城里，父亲是仅有的一个外国人，引来当地孩子和大人们的无穷好奇。父亲说，每当他走到街上，后面总会跟着一大群小孩。现在中国对外开放，一般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虽然在农村和边远的地方，我还不时碰见孩子们的这种好奇心理，他们跟在我的屁股后头高声喊叫：“老外，老外！”
父亲和他的帮手老严建立起很好的交情。老严是山东人，他告诉父亲山东是个农业大省，有很多农民，但每家只有一小块地，很难获得足够的收成。那些年，交通运输条件很差，不同地方之间很少往来，对生活在哈尔滨的人来说，山东简直是天涯海角，我父亲对老严所说自然不得而知。但说来也巧，没有多久父亲便去了老严的家乡，不过不为别的，仅是回以色列临时路过。时隔60年，他的儿子也来到这个地方，却是为了当地农业事业的发展，不过这是后话了。
学年快要结束了，校长要我父亲再留任一年，说他的教学很成功。父亲同意多留一些时间，但到不了一年，因为他已计划好要回以色列。1930年年末的最后一天，父亲乘火车离开哈尔滨赴大连，接着又从大连到上海和青岛。青岛是他告别中国的最后一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