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各国电影业的繁荣给了德莱叶意想不到的机会。1946年至1948年间，英国电影迎来最好的时候，电影制作和观众人数都呈良性增长并到达历史巅峰。英国政府为鼓励国产电影，提高上映影片中本土电影的配额，提升进口电影的关税，并以国家财政拨款扶持电影制作。由此兴起一股古装片和名著改编的潮流，几年里涌现《亨利五世》、《哈姆雷特》、《远大前程》和《雾都孤儿》等。于是，亚瑟·伊顿鼓动德莱叶着手拍摄《玛丽·斯图加特》，德莱叶研究了那段历史，和儿子一起用英文写了一稿剧本。1946年他去了趟伦敦，然后充满希望地回到丹麦。[1] 结果，这又是个胎死腹中的计划—1948年英国电影的青春一瞬落幕。
德莱叶本人一直想拍一部耶稣传记片，他也一度得到美国人布列文斯·戴维斯的支持。50年代早期德莱叶为这部影片多方奔走，那看似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同期几部圣经题材的史诗片都叫好又叫座，但德莱叶的奔波终成徒劳。[2] 与此同时，他仍断断续续给政府拍些纪录短片，并且从1951年起他被任命为一家戏院经理，从此多了一份固定收入。[3]
20世纪50年代初，丹麦电影业一度似有起色。随着各地艺术影院兴起，北欧电影的出口渐渐乐观，走出1925年以来的低迷。《小丑之夜》、《夏夜微笑》和《茱丽小姐》等影片让伯格曼和斯约堡的名声传遍世界。此外，丹麦电影界对德莱叶越发宽容纵容，德莱叶的工作方式越来越得到认可和尊重—精简制作班底，创造宽松环境，削弱制片人的权力，确立导演中心制，导演把握最终剪辑权。[4] 总之，只要德莱叶有机会做导演，他就能像手艺人那样工作。
[1] 见John Ernst制作德莱叶传记纪录片时的手记。另外，由德莱叶父子签名的《玛丽·斯图加特》手稿现保存于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
[2] David Bordwell: Passion, Death and Testament ，原文刊载于Film Comment 第8期。
[3] Carl Th·Dreyer fik Dagmar Bio ,丹麦国家电影资料馆收藏文献。
[4] The Film Industry in Six European Countries ,第67~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