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及其传奇(1)

姑且不论他的作品,仅是德莱叶的从业履历就足够耐人寻味。他1912年入行,恰逢格里菲斯拍出《猪巷豪侠》,至1968年辞世,那年戈达尔的《中国姑娘》横空出世,他为电影的一生,正见证了电影这艺术从萌芽到成熟。他职业生涯横跨了半世纪,时间不短,却很不顺遂,坎坷起伏,断断续续。他身后受到诸般关注,只因人们好奇他没做成的事,他来不及拍出的片子。在他人生的后35年,他只有机会完成4部长片,和一些纪录短片。他始终未得机会开拍的《玛丽·斯图加特》、《美狄亚》和《耶稣》,仅凭留下的剧本,光芒就压过了太多导演完成了的作品。在完成他的第二部电影后,丹麦国内不成熟的电影工业无法给德莱叶提供稳固的支持,他只能辗转德国、瑞典、法国等地。其后,当他的同代人—茂瑙、朗、克里斯腾森、斯蒂勒、休斯卓姆、奥菲斯,以及雷诺阿和布鲁艾尔—纷纷奔赴好莱坞时,滞留欧洲的德莱叶更显孤绝。德莱叶青史留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声名远播的固执脾气。

我们该把德莱叶的孤立归结于他怪癖的脾气吗?在传记作者艾比·尼尔加的笔下,德莱叶被一对严苛的夫妻领养大,父母的权威让他畏惧,被安排的人生弥散着窒息感。而年轻的德莱叶终于决心挣脱按部就班的生活,关于他辞职离开电报公司,艾比·尼尔加德这样写道:  一日他陪一个老会计去地下室。他们穿过精钢的防火门,走进散发着霉味的密闭空间,这时老会计突然站住,片刻沉思,之后他指着一长排按年份编号的灰面档案夹,对德莱叶说:“你看,那就是我的一生了。”带些骄傲,带些彷徨。那时德莱叶尚且年轻,是个娃娃脸的后生,拘谨严肃。听了前辈的话,瞬间内心涌起的恐惧让他无言以对。他不敢想象有朝一日自己站在此地,对一个比自己年轻50岁的后生说:“你看,那就是我的一生。”第二天,他递了辞呈,那一刻他对未来的构想,还是一片空白。

这样的年轻人会一生渴求独立也就不为奇了,所以他先选择了可以给他相对自由的报纸,而后转向刚刚起步、充满变数和可能性的电影业。

然而对于我们来说,理解一个人的电影不能依赖于他的生平,我们关心作者的创造而非推论作者是怎么被创造的。鲍里斯·托玛舍夫斯基说得好:“作为文学史家,研究传记不是研究作者事无巨细的经历,不是审查他的个人生活。我们唯一要检阅的,是作者的创造物,是从无到有的作品本身,是用文学事实写就的传记。”[2] 对于导演而言,他的艺术传记是由他的作品、他在公开场合阐述的艺术理念、他的思考和文章,以及他与电影工业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这些共同写成。这本艺术传记决定了一个导演在电影史上的位置,比如奥森·威尔斯有他的一席之地,霍华德·霍克斯也有属于他的角落,也许未尽客观,或者只能代表一家之言,但未尝不是个尘埃落定的结论,是对一个作者一生作为的观照。这种“观照”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们对于作者的理解和感受,面对他们的作品,我们不再无知如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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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bbe Neergaard: Carl Theodor Dreyer:A Film Director’s Work ,第5页。

[2] Boris Tomashevsky: Literature and Biography,收录于Metejka和Pomorska编辑的Readings in Russian Poetics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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