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你今天的制服吗？”
亨利说得对。我必须改变一下了。“噢，这只是我随便搭配的。”我看着夏延地方台的节目。“比分多少了？”
他站起来，把手叉在腰上。电视屏幕上，两只模糊的橄榄球头盔撞在一起，爆裂成数百万个碎片，同时传来胜利的音乐伴奏声。“还没开始呢。是我自己变了，还是橄榄球出了毛病。怎么现在越来越像摔跤了呢？”
她捏着我的手。“立熊说他不喜欢运动队的美国土著吉祥物。”我注意到亨利没纠正她说的美国土著这个词。
“我不讨厌土著的穿着打扮。如果他们想用我们的贸易工具把恐惧敲入敌人心中，我有什么资格否定他们？”
说这句话的男人在东南亚时曾把一个马头护身符戴在脖子上四年。中国的农民侦查员和越南山民相信那是用倒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人民军上校的胸骨雕刻的。亨利没做任何努力让他们打消这个想法。但他和我都知道，那骨头是她母亲的老奶牛的腿骨。当年他们曾不得不把奶牛杀掉。“午餐怎么样了？”
“我是谁啊？你的厨师？”他打开烤箱门，往里面看看。“快了。还有足够时间让你穿上衣服。”
我向卧室走去，她依依不舍地放开我的手。“别为了我太麻烦自己。”
我继续向卧室走，以免她看到我的脸红得多厉害。我打量着屋子四周，看到的是我的生活现状。床垫边沿已经磨得很薄，而且脏兮兮的。床单已经变成令人讨厌的灰色。一盏灯罩已被打破的鹅颈台灯放在床边的地板上，还有一本旧小说，翻到73页，是我不久前放在那里的。床脚的墙边是随处可见的啤酒箱，没有灯罩的灯泡让污垢尽收眼底，无处可逃。这有点像住在考古坑地的感觉。我想到了另一间房子里的女人，很想从窗户里爬出去。我向床边那个权当床头柜的板条箱走去，按下答录机上闪烁的红灯下面的按钮。我刚才竟然没听到电话响。
“你终于来了。唉，经过四十八小时的弹药检测后，我们仍他妈没任何进展，和那天的情况差不多。”她的声音听上去沙哑尖锐。幸好我在离她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浇筑物很软，硬度从30到1，介于铅和铜之间。”她吸了口气。“麻烦的是，有种奇怪的化合物……你还记得那种旧的葛雷瑟安全弹吗？就是GSS？如果是这样，科迪可能真是倒霉蛋。”
“你能想象有人用特氟龙子弹杀那个孩子吗？”
我不能。
“我也不这样想。”电话那头一阵沉默。“不管怎么说，我在这里能做的一切都做了。拉里店里的比萨饼难以下咽。所以我明天回来。有什么问题吗？”
我凝视着电话机，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好。那我明天休假。这有问题吗？”
我继续摇着头。
“好。”停顿。“不管怎样，也许我明天就能见到你了。”
我重新走进厨房时，亨利正拿着信封里那些照片看，手臂伸得长长的。
“你是需要新的阅读眼镜还是更长的手臂啊？”
“都要。”
冯妮正一边看电视一边问他问题。“每年是不是有百分之二十五凶杀案没能破案？”她在凳子上挪挪屁股，冲我笑笑。
我又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并把壶递给她。她摇摇头，用那双大眼睛望着我，等着我说出下文。“大约五千个案子不了了之。”她的眼睛瞪大了。“美国大约百分之六十二的凶杀案是枪杀案。这意味着，我和我的同行们每年没能抓获的凶手和缴获的枪支大约有三万一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