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中国的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同大规模贸易盈余的关系。
首先，投资充足。中国投资占GDP的较大比重，从数量关系上讲，不太可能是导致贸易盈余的主要原因。
其次，消费不足。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中下层消费不振，中国居民总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长期下降，长期相对萎缩。
最后，政府支出不足。本来，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间接改善收入分配、缓解贫富悬殊的作用。但是，随着许多公共产品的产业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相当大一部分原先的政府支出要求工资收入者自行承担。政府支出的不足，间接扩大了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
所以，中国持续大规模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不公带来的消费相对萎缩和公共支出不足。
消费相对萎缩和政府支出不足的另一面就是财富高度集中、贫富悬殊急剧扩大。财富高度集中带来了一个重要经济现象，那就是社会储蓄增长过快。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国内总储蓄率呈现强劲增长的趋势。
在分析中国社会储蓄强劲增长时，我们要注意一个关键问题：谁的储蓄率在强劲增长。
据世界银行驻北京经济学家路易o奎伊斯的研究，中国家庭储蓄在GDP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21%下降到了2006年的15%。而涉及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储蓄率则已经从超过30%下降到了25%。奎伊斯讲的还是中国家庭储蓄这个总量，如果考虑到分配不公，中下层储蓄率下降的速度比这还要快。所以，社会储蓄的强劲增长，主要是富有阶层和企业储蓄的强劲增长，它是财富集中的标志。
所以，从经济理论来讲，这些直接或间接的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了内需不足，相当于强制性地将本来属于中下层的蛋糕中的一部分，挤压出来变成少数人的财富，形成财富集中，变成经济总体中的过度储蓄。这种过度的储蓄，流向了国外，变成贸易盈余。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铁三角”。
“铁三角”不是简单的理论推论，有数据为证。有些人认为中国的贸易盈余太高或储蓄太高是由于文化的原因。有些人甚至公开感叹，要让中国人花钱太难。好像中国的普通家庭有钱花不完；似乎中国人节俭的传统应当为过度增长的贸易盈余负责；似乎我们祖先的节俭美德也应当为此负责；似乎读者中那些平凡普通的你我他要为此负责。其实，这不是一个文化现象，这是一个分配现象，是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导致的。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贸易盈余在同一时间内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所以，普通人的储蓄或节俭不是导致大量贸易盈余的原因。从2000年到2008年，中国的贸易盈余增长了12倍，而公司存留的利润增长了8倍，中国还以世界一流的速度制造出世界顶级的富翁。有人估计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同俄罗斯并列世界第一。在制造亿万富翁方面，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走过了许多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这些公司和富有阶层的储蓄是贸易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这里，我们声明，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我们质疑的是，将这种竞争力建立在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的基础上，质疑的是这个建立在分配不公基础上的“铁三角”。我们提倡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国际竞争力。
要解决当前中国的许多问题，必须破解这个“铁三角”；要破解这个“铁三角”，必须解决贫富悬殊问题；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必须实现社会公正；而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不公。
这，是解决中国经济内外不平衡的牛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