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只要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演奏，
演员的演技可以不予苛求。
十年前，我写就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叫《重返的青春》。
这是一部常规的中篇小说，大多数作家都是这么写中篇小说的，然而我在小说中加进了不少诠释——都属生理学性质的探讨。
这类探讨旨在解释小说主人公们的行为，向读者提供有关人的生理和心理方面的若干信息。
我写《重返的青春》并非供科学界人士阅读的，然而恰恰是他们对拙著特别感兴趣，召开了许多讨论会，进行了争论。我听到了好多挖苦的话，但也有说好话的。
使我大为窘迫的是科学家们竟那么认真，那么热烈地同我争论。这并非说明我知识渊博（我是这么想的），而是说明科学界没有充分触及我由于涉世不深而敢于触及的那些问题。
科学家们，不论是挖苦我的还是说好话的，跟我交谈时，都几乎把我视作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同行。我甚至多次接到“脑科研究所”要我出席会议的通知书。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还邀请我去参加“巴甫洛夫星期三”。
然而我要再说一遍，我写的并非科学著作。这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素材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
我一直感到奇怪的是，画家在画人体之前，必须先学解剖学。只有掌握了解剖学的知识，画家才能在作画时避免出错。而作家要描绘的远不止人体，还要描绘人的心理、人的意识，却很少去追求这些方面的知识。我认为我有义务要学点儿东西，并把学习心得与读者分享。
于是产生了《重返的青春》。
现在事隔十年之后，我清楚地看到我这本书失之片面，有不少地方不能自圆其说。看来过去为此对我的责骂还不够厉害，应当骂得更凶些。
1934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生理学家。
在谈到我这部作品时，这位生理学家说：
“我宁愿读您写的普通的短篇小说。不过我也承认您写的东西是应当写的。研究人的意识不仅仅是科学家的事。我认为就现阶段而言，恐怕更大程度上是作家的事，而不是科学家的，我是生理学家，因此我不怕说出这一点。”
我回答他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意识的领域，高级心理活动的领域，更大程度上属于我们，而不是你们。人的行为可以而且应当借助于狗和柳叶刀的帮助加以研究。然而人（狗也一样），有时会出现‘幻觉’，而幻觉即使在同一刺激物的作用下，也会以异常的方式改变感觉力度。正因为如此，有时就有必要‘同狗交谈’①，以便摸清其错综复杂的幻觉。而要‘同狗交谈’就非我们莫属了。”
① 意指分析狗的条件反射。
科学家微微一笑，说道：
“您的话有正确的部分。刺激强度和反应的对比往往因人而异，更何况在感觉范畴内。如果您染指这个领域，那么恰恰在这里同我们相遇。”
这次谈话后几年，这位生理学家获悉我在写一本新书，便请我把书的梗概讲给他听。
我回答说：
“简单地讲，这本书写的是我怎样摆脱不必要的忧伤，从而成为幸福的人。”
“这是论文还是小说？”
“是一部文学作品。科学之纳入这部作品就像历史有时纳入小说一样。”
“又将插入大量的诠释吗？”
“不。这将是某种结构完整的东西，一如大炮和炮弹可以成为完整的统一体。”
“那么这部小说将写您自己吗？”
“有半本书将写我自己。不瞒您说，这使我非常难为情。”
“您将要讲您的私生活吗？”
“不，还要坏。我将要讲的那些东西是不怎么适宜写进小说的。我聊以解嘲的是那是我年轻时代的总结。这就跟讲死人的事差不多。”
“您将写到什么年纪？”
“三十岁左右。”
“也许再加十五年会更好吧！您的书将更完整，谈了您的一生。”
“不，”我说。“自三十岁起我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已不适合作为我作品中的描绘客体。”
“难道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这甚至不是用‘变化’二字可以形容的。出现了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生活。”
“怎么会呢？这是精神分析学吗？弗洛伊德？”
“完全不是。这是巴甫洛夫。我运用了他的原理。这是他的思想。”
“那么您本人做了些什么呢？”
“我做的事实际上非常简单：我排除了那些妨害我的东西——我意识中错误地产生的不正确的条件反射。我消灭了这类条件反射之间的错误的联系。我斩断了巴甫洛夫所说的‘暂时性联系’。”
“用什么方法？”
当时我尚未充分思考我的素材，因此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我还是讲了我的原则。当然是极其含混的。
科学家沉吟有顷，回答说：
“写吧。只是千万别诱使人相信任何东西。”
我回答说：
“我会谨慎行事。我只让人相信我已证实的东西。而且只让个性与我相近的人相信。”
科学家哈哈大笑，说道：
“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不多才是正常的。比如说吧，托尔斯泰的哲学只对他本人有用，对其他人都是无用的。”
我回答说：
“托尔斯泰的哲学是宗教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有助于他的信仰。我同宗教南辕北辙。我谈的既非信仰也非哲学体系。我谈的是由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所验证的颠扑不破的公式。我在这件事上所起的作用是渺小的：我根据人的生活实践检验了这些公式，把我认为没有联系起来的东西加以联系。”
我同这位科学家分手后，从此再没见到过他。大概他以为我由于力不胜任，一定搁笔不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