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温州模式看民间投资
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经济获得迅速的发展。但是一如对非公经济有过曲折的认识一样，人们对有些民间信用的形式，也存在某种排斥的态度。比如，对温州的“钱会”就是一例。
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温州模式，着重谈它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很少谈它原始资本的积累。我是研究投资和投资史的，非常看重对原始资本积累的研究。比如，国有企业的原始资本是来自国家拨款或银行贷款；“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常州、沙市和襄樊等城市中小企业的创业资本来自财政信用的“小额信贷”；80年代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原始资本最初语焉不详，后来经调查，很多来自“绕规模贷款”。但是对温州模式民营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始终是个谜。2002年夏小军寄给我的一篇《论民间金融在温州模式中的作用》，解开了这个谜。温州模式民营经济的原始资本积累，来源于温州土生土长的“钱会”等民间金融活动，它实际上起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筹集创业资本的风险投资基金的作用。夏小军估计，温州民间金融的规模约占当地金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在创业资本的形成上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在这三分之一的民间金融活动中，又有三分之一或一半构成创业资本，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70年代末的温州，人多地少，教育水平低，经济落后，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线之下。夏小军观察，是改革开放伊始的两项小小变通政策为温州模式起步建了奇功。一是基层政权允许外出经商的农民可以“挂户经营”，解决了弃农经商者的身份问题；二是温州农村信用社突破了现金管理上 “一定额度以上的款项必须通过支票划转”的限制，允许农民汇入的销售货款提现，使商贩们可以在专业市场上以现金采购，解决了原始小商品市场和国营商业体系之间的资金流转。这两项变通在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人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问题，使农民经营的小商品在计划体系之外有进行大空间流通的可能。 当然，这还只是影响了商品流通的方式和流通的空间范围，虽有破冰之效，却不是本原性的力量。温州模式的快速起步和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是在于其民间资本的形成。
温州的发展是从小商品的流通和生产开始的。组织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需要有一笔最低的初始资本。著名的桥头纽扣市场在起步阶段，本地并无生产厂家，而是从全国各地采购纽扣运到桥头市场上批发销售，其资本规模至少要有几千上万；而面向全国零售商推销纽扣的推销员，至少也要有三五千元的资本才能从事商业推销活动，否则所获利润不敷差旅费支出。他们的初始资本从何而来？ 1978年的温州，人均年收入只有113元，这个收入水平连吃饱肚子都有困难。农民既无积累，也无法贷款，如何筹集最初的经商资本？考察发现，温州农民(也包括城镇个体商户)的创业活动均与当地民间金融活动有直接关联。
温州民间金融的主要形式：一种是“会”，一种是经“钱中”居中牵线的借贷，还有就是亲戚邻里间的直接借贷。“会”是最基本的形式，对初期资本形成的贡献最大。
温州民间的“会”，一般叫“钱会”，也有叫“聚会”、“邀会”、“成会”和“呈会”的，“呈会”的叫法最接近温州方言的发音。《温州市志》(1998年版)民俗卷对“呈会”条目如此介绍：“急需钱用，借贷无门，乃请亲邻戚友呈会。会钱多少视邀会者即头会人需要而定。通常十个会脚(会众)。头会人要宴请会脚，称吃会酒。第二会起，每月定期摇会一次，以骰子点数最多者得会。已经得会者，每月将会钱交给头会人，称拔会。呈会月利一分至一分五厘，亦有不计息，故迷信者常祈求神灵保佑其尽早收会。”用金融界的术语来描述，“呈会”活动是集中十个人的小钱，济一人之急，先得会者如借债分期还本付息，后得会者如储蓄零存整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