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40多年讳言资本的历史，现在又赶上由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开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我仍然决定把这本书定名为“资本是个好东西”，虽然难免会引起某些敏感性话题的争议。我认为，无论是从资本对世界的贡献来看，还是从资本形成机制创新的历程来看，尽管资本的泡沫多次给世界带来灾难，但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才是“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这里有一系列需要研究的问题：资本是怎么形成的？怎么看资本的效率与扩张？怎么认识资本运营和资本文化？怎么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怎么加快金融改革，把过剩的资本引向资本市场？怎么看全球金融危机？怎么积聚金融力量，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和金融领域的大国博弈？怎么认识、警惕和防止各种“恐资病”？革命政党怎样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怎样塑造一个好的能够鼓励资本形成机制创新和持久地扩张资本即资本化的机制？如此等等。
此书的写作，是受了夏小军2006年一篇有关核心资本文章的启发。最初我写了一篇《拓宽资本形成机制创新的活动空间》，发表在《金融时报》和《建设银行报》上。后来深感资本形成机制内容宽泛，远非一两篇短文所能说透，而我的人生经历正应对此有更深入的探讨，遂萌生专著的愿想。此书的初稿写成于2007年，反复修改到了2011年，此时错过了中国改革开放的30周年以及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纪念活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路漫漫其修远兮”。４０多年，囫囵吞枣，语焉不详，我们讳言资本；后２０年，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资本是个好东西！这应该是对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最好的纪念。
马克思是伟大的。尽管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但是他却以毕生的精力来对资本及其运动规律和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了透彻的研究。最后，他又着重地研究了股份资本，发现了这个可能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高度阶段”时，“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向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并且可能是“导向共产主义的”“最完善的形式”。
后世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一些国家掌握了政权的马克思主义者，缺乏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种敢于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研究资本运动的求实精神。他们以一种与无产阶级执政者不相容的偏执自大和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以及唯恐沾染了资本主义细菌而对资本不屑一顾，反对资本而又讳言资本，以致在经济建设中缺少资本文化，因而也缺少对资本运动的常识和应对的智慧。
邓小平是伟大的。他勇敢地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些话，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指路明灯。
马克思逝世以后的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又有了新的发展，资本形成机制有了不断的创新。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科学技术飞跃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竟使资本主义逃脱了列宁称之为“腐朽”和“垂死”的那个预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者，尤其是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通过议会竞选和平掌权的执政者，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注重职工福利和公共利益的做法，缓和了阶级矛盾，不但走出了“腐朽”和“垂死”的困境，而且竟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和金融推上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阶段，而且在经济发展中进行人力资源投资，即提高对人的能力与素质的投资支出。这对经济发展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以至在当今社会中中高收入人群增加，出现了一个马克思当年没有能够预见到的庞大的中产阶级。
我们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一定要驾驭资本，推动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号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拓开更宽广的发展道路。
我毕生从事金融实践和研究。在我的80多年的人生中，有60多年同投资打交道的历史。现在，整理这一生在投资问题上经历或研究过的东西，无论是投资、贷款、“拨改贷”、资产的折旧和更新改造、融资租赁、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资本市场的资本融资和债券融资、企业的资产重组、企业兼并和收购、企业的破产或“债转股”，还是投资基金、资产证券化、金融衍生商品市场等等，原来都是在不同条件下创新了资本形成机制，成为扩张资本的手段。我从投资管理的实践中体会到资本的扩张天性，因而对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到的诸多经济问题，都尝试着从资本形成机制的角度进行阐述，比如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追求高指标形成的“生产压基建、基建压财政、财政挤银行、银行发票子”，地方政府的平调集体资金，企业的“基建挤生产、生产挤大修、大修挤成本”和乱挪乱拉贷款，地方利用“小措贷款”扩张资本来增加财政超收；改革开放以后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承包经营，地方政府的“集资热”、“债券热”，地方办基金会，地方办金融,“假拆借”和“绕规模贷款”，“拨改贷”、“财政信用”和“债转股”，以及在境外闯出香港上市的红筹股，在境内出现的淄博交易市场和成都内部股交易的“红庙子市场”等等。当然，有些确实是创新，有些则属于邪门歪道的违规举措。回顾这60多年资本创新的历程，创新与违规，真理与荒谬，其实也就只是一步之差！问题在于金融管理当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善于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要善于从制度改革上理顺生产关系，激发、保护和驾驭一切资本的积极性，为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鸣锣开道，尽可能把一切闲置的社会财富转化为创造财富的资本，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开拓道路，而不能总是当“摇头派”，动辄处分勇于探索创新的干部，更不能因噎废食，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掉！
作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还没有见到对各类资本形成机制创新的系统论述，因而不揣冒昧，把过去涉猎过或研究过的东西梳理成章，同时也参考吸收了诸多名家近期的著述。虽不敢说看到了有关资本形成机制创新和资本扩张历程的“全豹”，但自以为应当从这里升华出一些东西，只是限于自身水平，平庸累赘，非常不得要领。我不是职业经济学者，深知自己的局限。这里并没有创见，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有些可能是过了时的“老话”，有些则可能是对某些“冲闯红灯”举措的异见，而且在撰写上信手拈来，夹叙夹议，既非纯粹的理论探讨，又非大众化的叙说，搞得有点非驴非马！但我仍然有勇气把这些零散的珍珠串成项链，而这只是出于一种非职业经济学者的研究偏好，至于能不能成为艺术品，则寄希望于后之来者。
近3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平均每年增速超过97％，才完成了一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今后，中国持续进行的后一半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必然要带动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我估计这可能还将再持续二三十年，其可以预期的平均增速将在7%~8％。前30年,我们满世界寻找资本，建设繁荣的实体经济。今后30年，我们要不遗余力地推动资本形成机制的创新，不但要把实体经济的基础做大做强，而且要致力于发展资本市场和虚拟经济，致力于经济的金融化，致力于驾驭这个经济金融化。我们可以在全球贸易失衡当中以合适的价格让渡我们的巨额储蓄，但必须力争在经济金融化方面获得较好的回报。
当今，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过程非常迅猛，金融的发展远远快于经济的发展。在最近的十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前五年里，全球的实体经济是以5%的速度在增长，而金融是以20%、30%的速度增长，金融衍生产品则是以70%~80%的速度增长。现在，由于美国货币当局不负责任，滥发货币，以致美元贬值，低息美元泛滥。由此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过剩和金融资产的迅猛增长，金融市场的规模和它承担的风险已经大大超过金融市场对实体经济的促进和调整的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虚拟经济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毕竟人类真正的生活质量来自于实体经济即GDP的增长，而不是虚拟资产。而我们当前的问题正在于金融衍生产品和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因而失去了基础。
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索罗斯把这次“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归咎于“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即认为金融市场机制可自我均衡的观点。这话出自于索罗斯，很有教育意义。现实的问题是，人们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控制和驾驭的手段远远跟不上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展，金融的监管和全球的金融协调远远落后于现实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对资本客观运动规律认识的加深，人们终将能够掌控和驾驭资本，犹如将一触即发的强烈的雷电驯服成电弧灯和电话那样为人类造福。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对于像我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既是一次机会，也是一次挑战，逼着人们必须紧跟它的步伐。面对全球的经济金融化，如果我国经济金融化的速度过于缓慢，不但有可能受制于人，也可能错失这一次在全球经济调整中发展的大好时机。所以我们要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一方面，要发展虚拟经济和资本市场，加速经济的金融化，以此同全球经济和金融接轨并从中受益。另一方面，要学会在金融的波动中防范风险、控制风险、驾驭风险，让金融市场和虚拟经济服务于实体经济，而不是损害实体经济。要让经济和金融在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服务于改善民生，尤其是致力于民富，致力于实现中共中央“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号召，让劳动者成为有产者！
是为序。
曹尔阶
2011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