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史蒂文·卢克斯指出，思想和信念同样有助于塑造他人的最初偏好。按照达尔对权力的定义，我可以让你做你本来不想做的事情，从而对你运用权力；换言之，我可以改变你的处境，从而使你改变战略偏好。但我同样可以通过决定你的需要来对你运用权力。我可以塑造你的基本或最初偏好，而不仅仅改变你的处境，从而使你为了实现自己的偏好而改变战略。
达尔的定义同样遗漏了权力的这一层面。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可能会精心挑选一件时尚的衬衫，穿到学校去吸引一个女孩子，但他可能不知道，那件衬衫之所以显得时尚，是因为国内零售商最近为其做了大量广告。男孩自己的偏好和其他青少年的偏好都被一个看不见的行为体所塑造，这个行为体塑造着偏好的结构。如果你能够让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成为他人想要的结果，那你就不需要推翻对方最初的偏好了。卢克斯将此称为“权力的第三个层面”。
在确定人们选择偏好的自由度时，我们会遇到一些关于自愿选择的关键问题。在外界看来，并非所有的软实力都显得很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我们很难断定偏好是否是自愿形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就是一个例子。遭到绑架的受害者在经历了创伤性应激后，开始对绑架者产生认同。绑架者有时会试图给被绑架者“洗脑”，有时会试着通过友好的举动把被绑架者争取到自己一边。但在某些情况下，他人的兴趣偏好很难断定。阿富汗妇女穿长袍是否是受到了压迫？在民主的法国，妇女戴面纱又算不算受压迫呢？有时，我们很难仅凭表象判断出选择的自由度。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会试图营造出一种无敌的氛围，以吸引追随者，东南欧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会屈从于这种氛围。当力量的运用产生吸引他人的敬畏感，这种力量就成了同化式权力的间接来源。但如果力量的运用就是直接的胁迫，权力就还是停留在第一个层面。
一些理论家将权力的这三个层面分别称为公开层面、隐藏层面和无形层面，这种划分反映了权力的运用对象发现自己受到权力影响的难度。隐藏层面和无形层面体现了结构性权力。结构是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安排。人类置身于复杂的文化、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之中，受其影响与约束。一个人的行动领域“受到与其没有互动或交流的行为体的限制，受到发生在遥远时空范围的行为的限制，受到并非以自己为明确目标的行为的限制”。有些权力的运用反映了特定行为体的国际决策，而有些权力的运用则是无意识的因果关系与更大的社会力量的结果。
表1–1 关系性权力的三个方面
A通过威胁或报偿改变B的行为，使其违背最初的偏好与战略。B对此有所了解，并能感受到A的权力影响。
A控制行动议程，限制B的战略选择。B对此不一定有所了解，也不一定能意识到A的权力。
A帮助创建和塑造B的基本信念、认知与偏好。B不大可能对此或对A的权力影响有意识。
例如，为什么大量汽车充斥着城市的道路？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消费者的个人选择，但这些消费者的偏好是由广告、制造商的决策、税收鼓励、公共交通政策、筑路补贴和城市规划等社会历史因素所塑造的。很多有形或无形的行为体过去在这些问题上作出的不同选择，给今天的城市居民留下的是有限的选择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