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舆论的批判性。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公众舆论“指的是有判断能力的公众所从事的批判活动”，对于公众舆论的核心特征在于批判性这一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认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大致而言，在19世纪末之前，无论是洋务士大夫，还是维新士大夫，都还停留在传统民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将报纸的功能仅仅看做君民之间“去塞求通”、“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的工具，批判性相当弱。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的公共领域的参与者们，对舆论的认识有很大发展，突破了民本主义传统，将舆论的功能与现代民权概念联系了起来，因而也具有了鲜明的批判性。
在这方面，梁启超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思想家。在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民权狂潮中，多数人都重视政治层面的变革或革命，相信制度的民主化可以拯救中国。但梁启超发现了比政治改革更重要的问题，即如何造就舆论，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和监督职能。为什么民选的政府还需要舆论的监督？梁启超指出，因为人性不能尽善，政府受民众委托，授予全权，即使是圣智当政，也不免滥用职权。即使有立法、司法权的独立制衡，以及政党制的对立，力量仍然薄弱，需要舆论作为后援。言论和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之保障，报馆就是借助这两项自由，实行对政府的监督。在梁启超看来，报馆作为独立的舆论机关，“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也”。不仅如此，报馆的地位还高于政府，因为政府只是受国民委托，是国民的雇佣，而报馆代表着国民的公意，所以报馆视政府如同父兄之视子弟，负有教导批评之职责。
这是梁启超1902年的看法。到1910年，他对舆论的认识更加明确了。他进一步指出，“凡政治必藉舆论之拥护而始能存立”，因为舆论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多数人意见的公开表达。真正的立宪民主政治，就在于尊重每个人的独立意见，并让他们堂堂正正地表达出来。在他看来，“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 所谓立宪政治，就是舆论政治。梁启超对舆论功能的认识，已经相当接近现代公共领域的批判性观念，他的思想后来被中国的舆论界所继承，成为民间舆论的共识。
第三，关于代表公共利益。
按照哈贝马斯等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的看法，公众舆论应该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这样的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不是个人意志或个人私利的简单总和，而是每一个公众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从公共的角度所理解的共同利益，最后通过公共讨论和辩论所形成的共识。
关于舆论应该代表公共利益这一点，有意思的是，也是现代中国公共领域参与者们的共识。梁启超早在1901年就指出，作为舆论代表的报馆，必须有一个最高的宗旨，报馆的宗旨不在牟利，也不在媚权，而是“能以国民最多数之公益为目的”。公认的现代中国新闻史专家和新闻学家戈公振在其名著《中国报学史》中，也明确说：“民主政治，根据于舆论；而舆论之所自出，则根据于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
不过，每一个人都是有私利的，如何才能使得舆论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意见的总和呢？在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家看来，当个人作为公众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不是从自己的利益，而是从个人的信仰或良知出发，考虑何谓公共利益，这样，良知最后变成舆论，不同的信仰之间有可能形成共识，形成公共意志。在这方面，梁启超与共和主义思想家所见略同。为了保证舆论能够代表国民之公意，梁启超对个人的舆论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他特别强调必须有“真诚”和“公心”，不是以私人的利害关系，而是从国家利害考虑问题，“各凭其良知之所信者而发表之”。这样的看法，在相当的程度上，成为现代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