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都提醒我们，缺乏文明的富强是一种可怕的富强，短命的富强，是外强中干、没有灵魂的蛮力。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华民国也是一个短命的朝代。为什么短命？因为从民国诞生的一开始，这个国家就文明解体，只认强权。鲁迅先生当年有一句话讲得很尖刻，大意说原来被奴隶主统治也就罢了，现在被奴隶统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国初年的中国，是一片乱象，是一个丛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谁的兵多、枪多、钱多，就是谁的天下。近代中国有一个文化怪杰辜鸿铭，他在晚清的时候就注意到中国文明走的是下坡路。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鼻祖，他还是修身与经世并重。曾国藩用人，不仅看能力还要看德性。到了曾国藩的弟子李鸿章，便德不济才，在道德上颇多劣评。而到第三代袁世凯更加不行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一切以权势为中心。当时辜鸿铭为张之洞做幕僚，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辜鸿铭对此颇不以为然，说这是耶稣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杂交的怪物，最后重权势的马基雅维利一定会压倒重道德的耶稣。张之洞还有德性，维持中体西用，等到袁世凯这代卑鄙之徒掌权，对中国的危害要超过李鸿章的庸俗。这些话还是大清王朝存在的时候讲的。果然被他不幸而言中。年轻的中华民国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武夫当国、势力当道，从一开始就形成了民国坏的政治传统。孙中山搞二次革命，到处与地方军阀联络，再同日本谈判，希望借助内外军阀的势力重整革命。不管是革命者还是独裁者，崇拜的都是同一个东西——力。孙中山一直到“五四运动”胜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不靠武力，可以凭借现代的文明观念，依靠知识分子的动员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个民初社会，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力，崇拜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崇拜的实力，传统文明所偏重的伦理道德却无人问津。当时对这种“力的政治”观察最敏锐、批判最深刻的，当属《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先生，这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在1910年代，在《东方》杂志上写了十几篇文章，集中批评民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丛林世界，像动物一样，不讲精神、不讲文明，只讲竞争，弱肉强食。杜亚泉先生还进一步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原因，乃是19世纪末以来，从欧美流传到中国的唯物论，只讲物质，物质至上，最先表现为洋务运动中的富强论，进而是天演论，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自从物质主义深入人心以来，宇宙无天神、人间无灵魂，一切唯物质为万能，再加上残酷无情的竞争淘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没有人关心，所有人关心的唯一问题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样免于被淘汰。这样的世界只讲优劣，不问善恶，教育是竞争的练习场，激烈竞争的结果最后都成为杀人主义。
将近一百年之后，当我们重读他的话，依然触目惊心！杜亚泉先生本来已经被历史湮没，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反思陈独秀所代表的五四激进主义，被王元化先生重新发掘出来。但限于当初的时代氛围，包括王元化先生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并没有注意到杜亚泉对富强论的尖锐批评。在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之时，大家对市场经济充满乌托邦的想象，以为市场经济会给人带来自由，带来现代的民主政治。但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制度不过是一种韦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政治体制结合，因而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有坏的市场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背后有一种精神，就是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这种精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给中国带来了令人炫目的进步、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富强，但历史进化这个东西，犹如章太炎所说，善在进化，恶也在进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社会在富强的同时，也蜕变为一个充满物欲的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是相互隔绝、缺乏有机联系的原子化个人。这些个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奋斗，为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相互竞争。为了避免出现竞争的无序化，于是便需要一个超越各种利益之上的、具有绝对权威的政府以维持社会秩序。政府的权威之所以得以维持，乃是因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这个社会基础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义。绝大部分的国民只有两种性格，不是杨朱，便是犬儒。杨朱是彻底的利己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另外一批人是犬儒，他们脑子清醒，不满现实，但有很深的无力感，悲观地觉得无法改变这个社会，只能洁身自好、独善其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