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富强相比较，文明指的是一套价值观。现代文明的秘密，严复在19世纪末就看得一清二楚，这就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种文明，是一套现代的价值观。之所以说它们是一套价值观，意思是自由与民主是人类生活最值得追求的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唯有生活在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人才有可能活得比较有尊严，过比较符合人性的生活。这就是文明的生活。
富强当然也是一种可欲的价值，但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价值，何种更有价值？在晚清，严复、梁启超知道，西方之所以能够打败中国，乃是它们既富强，又有文明。文明虽然很重要，但中国的亡国危机太急迫了，国家太衰落了，文明可以治本，但救不了急；富强只能治标，却可以挽救国运。两相权衡，还是富强更重要。中国最急迫的问题是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迅速富国强兵，提高国民的竞争力，而文明的目标可以缓行一步。对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过，文明虽然是终极目标，但在现阶段，只是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一种手段，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富强之所以会压倒文明，当时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的两张面孔问题。戊戌维新之后，中国拜西方为师。但这个老师老是欺负学生，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把大火烧了圆明园，西方文明所到之处，到处伴随着血与火。这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非常困惑。杨度是晚清头脑最深刻的士大夫之一，他发现，今天这个世界有文明的国家而没有文明的世界，世界各国对内都讲文明，对外都行野蛮。杨度的观察是准确的，在西方政治学里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对内是洛克主义，讲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生存至上，弱肉强食，丛林法则。
西方世界向东方扩张，其背后有一套文明的理由。我拥有比你更高级的文明，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征服。西方的文明是通过野蛮的扩张得以实现的。所以近代西方有两张复杂的、交杂在一起的面孔。自由主义者比较强调西方自由文明的这一面，而新左派更多批评西方野蛮扩张侵略的另一面。文明与野蛮这两面性在西方内部也不断冲突，具有紧张性。历史发展到今天，自由民主的文明一面在强化，殖民主义的野蛮一面逐渐不具有正当性，只能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赤裸裸的，用强权的方式推广文明。
面对西方的两面，杨度认为既然西方有两手，我们也要有两手来对付它们，我们今天遇到的国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以立国，今天所处的世界是野蛮世界，则不野蛮不足以图生存。也就是说，中国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文明对抗文明，以野蛮对付野蛮。对内讲文明、对外讲野蛮，这套逻辑发展到极致，便是外交决定内政，当务所急是亡国灭种，因此富强比文明更为紧迫。
去年出版的畅销书《中国不高兴》也是这套逻辑。他们将美国看做是最主要的外敌，中国现在就不要讲韬光养晦了，该做的做、该说的说。甚至说为了获得必要的外部压力，唤醒民族的觉悟，中国需要再打一次败仗！《中国不高兴》看起来是反抗西方的先锋，事实上他们是西方人的优等生，他们抛弃的是近代西方中的文明，学到的却是最糟糕的野蛮那部分。在近代西方，野蛮性还有文明的价值制约，不得不有所忌惮。而《中国不高兴》模仿的是西方的强权逻辑，鼓吹“持剑经商”。假如真有一天，中国压倒了西方，成为世界头号强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胜利呢？是中国文明的胜利，还是西方精神的胜利？或许，到时候西方人会哈哈大笑：你在实力上征服了我们，但你却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而且是被已经过时的、最糟糕的19世纪精神征服！假如一定要说是中国文明胜利的话，这个中国文明恐怕不是文质彬彬的儒家，而是迷恋富国强兵的法家，但我们不要忘记了，焚书坑儒、法家治国的秦朝可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二世而亡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