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得到了在巴黎附近一家女性精神病院做住院实习医生的机会。我们整天要做的就是拎着一大串沉沉的钥匙打开和锁上一扇扇门。患者都处在被囚禁状态，完全没有活动自由。这是可悲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东西缺失了。一名住院实习医生要负责1000到1200名患者，而且医院员工都没有受过培训。我们每天都要接收新病人入院，其中有许多老年性痴呆患者，但也有一些处于更年期的中年妇女，一些人曾从事过某种职业，还有一些因极度失望、困苦或悲伤而突然患了谵妄症、坠入抑郁状态的年轻家庭妇女，也不乏因对爱情绝望或因堕胎而背上强烈负罪感的年轻女孩……她们在公共场所被收容，经过收容所特别护理站被送入巴黎郊外的某家疯人院。圣安娜医院（hopital Sainte Anne）的住院患者如果无人探视也被送到这里。她们来了以后就被收去紧身褡、长筒袜、鞋子、毛刷、梳子等物（以免她们自残！）。她们只剩下一件衬衣和一条没有腰带的长裙。手中没有任何物品，什么也不能做。年轻的女孩子和老年痴呆症患者混在一起。我那个年龄的女孩子看到这些残花败柳只会感到绝望。每过两周，我们就要把延长住院的表格依照以前的表格填好，没有时间和有关患者交谈，无法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其代偿失调。我觉得这种现象很让人憎恶，于是决定从源头开始介入：必须从儿童着手开始工作。面对因为为时已晚而对成人束手无策的可怕后果，我对自己说：“必须在人走到这一步之前对儿童进行研究！这个阶段属于普通医学的范围，但要用精神分析学来照亮。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意识到，无论这些妇女的精神病有多么严重，无论话题是其产生的幻觉还是最近感到的绝望，她们都会谈论自己的童年。我心里想，必须在她们出现严重的代偿失调前帮助其谈论自己的童年，以使其童年被抑制的残留物获得表达，避免在成人年龄阶段遇到某种考验时以让人无法辨识的面目重现。例如，一个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孩子或者失去孩子的女人，她可能会重复她母亲在她三四岁时因遭遇此类事件而产生的焦虑！于是她的个体身份就突然出现某种断裂，她将混淆成人和儿童的观念形成模式。
我看出，这些事情产生的根源在于个体身份感的突然隐没，因为童年的残迹借某次意外事件或者某种磨难在当事人的生活中突然重新显露出来。这让我坚信，必须从事对儿童的研究，以便能进行预见，即让人把因隐而不谈而可能在以后爆发的东西表达出来。这与我本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期间所理解的东西是符合的。我想用精神分析来预防疾病。我最初的主张是用医学来预防因医生不了解导致身体出现功能性症状的情感事件，将这种症状当作真正疾病来治疗而在家庭中造成的性格和社会性错乱。战争造成的事件在我所处的特定社会阶层中教给我许多东西，但医院和精神病院向我揭示了神经症属于所有的社会阶层。
我在做姑娘时就接受了精神分析，这在当时来说是难得的机会，精神分析师没有对我进行任何操纵，而是听凭我成为自我。当然，我把自己对所见到的任何儿童都不抱成见的品质归因于这种特殊经历。后来在做了母亲之后，我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把自己投射到孩子身上，但肯定没有对自己行为对错的担忧，在孩子的痛苦和困难面前没有产生同样的焦虑。假如我没有接受精神分析，他们的痛苦和困难也将成为我的东西，然而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我从未以医生或者精神分析学者的身份作出反应，至少未有意如此。我知道自己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