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那里，我遇到了作家让的儿子马克?舒伦伯格。他是经过专业培训的石油勘探工程师，但当时他已经在从事精神分析，曾先后在奥地利和英国夏山学校（Ecole de Summerhill）求学，想成为医生，为的是在法国自由从事精神分析。是他告诉我，如果我想从事自己所说的那种“教育医学”的话，我应该研究精神分析。
开始我很惊讶，因为我曾在中学哲学班为了毕业选修过精神分析学，它对我来说是哲学的一个新的旁支，而我想研究的是人的成长，不仅是玄思，不管它们多么有趣。
当时我对精神分析有何了解呢？作为一门学科，它当时只被引入到有限的圈子里，并且在国外比在法国更普及。在父亲的书房淘猎时，我曾翻阅过几本当时（1924年）人们能读到的介绍弗洛伊德的书籍。在高中毕业会考笔试中，我写了一篇出色的古典哲学作文。在口试中，考官问我精神分析是什么。我对他说：“精神分析研究的就是一直存在的、无意识的、在梦境中重复出现的童年交错时空。”
当时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种暂留的共时性，这已经不算太差了。我对那位老师解释了当时我对精神分析的理解：概念的组合也可能存在于无意识中；在睡眠中，梦的活动让睡眠者保持憩息，他此时在生理上已经不能拥有人际关系生活，但他会通过把对过去真实经历的回忆和当前个人欲望相混合的方式对这种生活进行幻想。我的回答让考官觉得很有趣，于是他问了我精神分析学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么小姐，性欲的位置在哪里呢？您怎么看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呢？”“我也许还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点，但睡眠和梦想方面让我感兴趣的东西证明，其他的东西也应该很有意思。”
审慎的考官没有再坚持问下去……这是在1924年。
在我于1933年攻读PCN时的同学马克?舒伦伯格指引下，我阅读了当时用法语出版的弗洛伊德著作［《日常生活生理病理学》（Psychopathologie de la vie quotidienne）《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Le mot d’esprit et l’inconscient）《性学三论》（Les trois lecons）和《梦的解析》等（La science des rêves）］。这对我是一种启示。此外，我也为自己因选择实现自己的学习计划而扰乱了家庭秩序而深感愧疚。
当我在马克建议下去找勒内?拉弗格，和他谈自己内心的慌乱并受到其接待时，我产生了极大的焦虑。我所接受的传统精神分析持续了3年。对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次时间漫长的精神分析，这种体验是罕见的。我坚持了三年，其间只因为度假中断了一个月。在法国，我的特别之处在于我结婚生育之前就接受了上述精神分析。我还没有了解到有其他和我同代的精神分析学家这样做过。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这段经历对我作为女人的生活和职业均帮助极大，另外我认为这对我自己的孩子来说也是一次机会。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我明白了我母亲想把我留在身边是出于母爱，为的是补偿她大女儿悲剧性的去世。对她来说，我在家里的存在成了一种必要的陪伴。在她看来，当医生对女人来说意味着再也无缘于任何家庭生活。这是一种迫使女人独身，即孤独一生、会遭遇形形色色危险的职业。
在那个时代，对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如果自己决定从事对儿童的研究，只要自己在生活中不再有什么困难就行了。我认为为了能与儿童及其父母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我应该长时间地接受精神分析。这在当时完全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幸好我的精神分析师同意延长时间。我今天仍然认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如果想从事对儿童的研究，他就应该尽可能远地追溯自身的经历，我这里说的是儿童精神分析，因为有一些对成人或者儿童进行的心理治疗不属于精神分析，它们属于心理疏导，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我在儿童医院做不住院见习医生期间，我的同事们听到我和新生儿说话都感到奇怪并对我说些嘲讽话。对我来说，儿童是其父母的孩子。我和他们谈就要来探望他们的爸爸妈妈，谈临床的小孩子以及我和他们的关系。假如作为儿科医生我有不称职之处，我可能会被人当作疯子关起来。幸好我比较精于护理，且工作认真负责。在护理室，其他人和我激烈争论，嘲笑我这个长时间接受精神分析并在医院和婴儿讲话的不住院年轻实习医生。他们一再对我说：“和婴儿说话没有任何用处，他们听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