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孤旅 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从金沙江回来后，黄万里被任命为滩道委员会测量队长，成天在山谷、河道进行实地勘测。六十多年后，妻子回忆起这一段日子时，印象最深的是“出差”，“不停地出差”。丈夫没完没了的野外作业，成了和他们新婚生活密切相连的一部分。什么都要实地看过的黄万里，沿着岷江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几条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几乎都走到了。1988年8月，黄万里在《青衣江志序》中写道：“少作青衣江畔客，天名荥雅(天全、名山、荥经、雅安)走多回；老来乐序斯江志，梦绕青衣江水隈。”表达了自己与青衣江结下的深情。不仅青衣江，长江上游部分河道和四川境内的代表性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考察过。他说他“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早年的这些实地勘察，为他以后形成水文地貌学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修高坝的思考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回忆道，在美国学习时“还没有地貌学，回国工作十年后，沿河边步行了三千公里，才在自己头脑里建立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开始对治理江河有了一些认识”。
新津落水，死里逃生
专家下乡，知识分子到第一线去，今天早已经司空见惯了。可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一个留美博士，成天扛着测杆、仪器，带着行囊、干粮，行走在崇山峻岭和蜿蜒陡峭的河谷里，吃冷饭，睡野地，与蛇蝎为伴，和蚊蝇共舞，在许多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不要说食住行的简陋、艰难，一旦生病，将有多么危险!
那年夏天，黄万里到雅安一带考察青衣江。这是黄万里五年野外作业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次。他晚年写的一篇《新津落水记》，记述了这次极为艰险的经历。
1938年夏天，黄万里奉命往四川天全县始阳镇勘察水利，因为饮食不慎，得了痢疾，腹痛极了，“历三天力竭”，深怕再拖延下去将无力回成都，于是决定独自回蓉，留下其他五人照常工作。
这天大雨倾盆，黄万里“顺山边小路步行，沿途滑壁落石阻塞，勉力跳跃而得过”。他“左边防着山崩石落，右边看着溪水涨高。虽已腹泻三日，仍不得不奔向新津，到雅安时已力竭不能成行，而腹泻仍不止”。幸好碰上银行一部运钞票空车返蓉，黄万里才“以巨资获准搭闷厢车席地而坐。途中不时请求停车，泄泻，痛不堪言”。车过岷江新津渡要换船摆渡。旅客得下车从一条船边跨跳到另一条船上去。已经精疲力竭的黄万里忍着腹痛，拼力一跳，但还是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里，靠好心的旅客拉上船来，才脱险全命。那时船夫迷信，很少肯搭救溺水的人，何况正值汛期。大家都为病重的黄万里能够逃过一劫而庆幸。
在当时的条件下，对长江水系江河进行开拓性勘测，其危险性可以说仅次于上战场，不仅在水流湍急、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旁测量有危险，即使那些看似平静的河面也暗藏着意想不到的杀机。黄万里和他的同事们在表面平静的川江上工作时，曾有三人为之丧命，其中还有一个从康奈尔大学毕业的李凤灏硕士。这些悲剧的发生，是因为人们当时对川江河床缺乏认识。他们有的是汛期站在河道中的卵石坝上督工，虽无洪水直接冲击堤坝，而堤坝下面的卵石河床却在悄悄移动，以致堤坝塌陷，站在上面的人毫无防备就被卷入洪流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