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体的视角看,只要它所关注的那一两项制度特征(如是否有多党竞争)没有变化,其他政治体制的变化(如决策过程的开放程度)都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以静态的眼光观察动态的现实。从政道的视角看,治国之道必须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切治国之道的变化都意义重大,这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动态的现实。
从政体的视角看,人们往往会寻求一揽子解决方案,既然政体被看得那么重要,有人就会以为换个政体(如开放多党竞争),一切问题便都可迎刃而解。而从政道的视角看,具体问题必须具体分析,换个政体也许可以解决某些现存的问题,但也可能带来一些新的也许更大的问题,而最基本的政治常识或原则是:切不可幻想用简单的方法对付复杂的世界。
“群众路线”与“参与民主”
政体其实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重要。
在政体决定论看来,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民主”(王绍光称之为“选主”)是个“好东西”,好东西必然带来其他的好东西,例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普遍幸福。但是,以“民主”与经济增长?关系为例,对此已有大量实证研究,其中有些发现“民主”促进经济增长,而有些却发现“民主”阻碍经济增长,有些则发现“民主”与经济增长毫无关系。因此,总体看来,“民主”这种“好东西”未必能带来另一种好东西--经济增长。实证研究表明,“民主”与其他好东西的关系也大致是如此。
以前,我们曾用“实质民主”来批评“形式民主”。我们认为还可以从政体与政道的角度来讨论民主问题。从政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但从政道的角度看,民主与否的关键在于政府对民众需求的“?应性”(responsiveness)。从普通民众的角度看,是“代表性”重要还是“回应性”重要?当然,两者都重要,但实际上老百姓最关心的是政府出台的政策能否反映他们的需求。有些政治体制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有“代表性”,因为它们是选出来的,但这类体制的回应性未必很高。
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个来自俄罗斯的博士生,他的博士论文分析俄罗斯、中国、美国的医改,从而比较这三个政治体制的回应性,其中一个结论是美国的回应性不强,尽管它自诩“民主”、有“代表性”。这是从第三方作出的客观的正确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