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方面的解释是金融性的,它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尽管在10世纪之后中国社会就开始进入“近世”,但自宋、元、明、清到中华民国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内,由于长期实行经济、社会上的放任主义,中国都没有自主货币,宋代经济已经依赖南洋、西洋舶来的白银,而明隆庆之后,从美洲大量进口白银,这成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与货币短缺矛盾的基本策略,从而使得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美洲白银,这成为阻碍中国长期发展、实现革命性发展的重要瓶颈。近代中?改革的先驱者康有为上清帝的第一份奏折,就是《钱币疏》,其中即提出中国四百年均没有国家主权货币,指出货币供给依赖外洋所造成的“失名、失实、失用”,乃是“旷世之大弊”*。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目标之一,也便是“货币革命”,但是,直到1935年,中国国民政府才力图废除白银而发行国家法币,这非但没有取得成功,反而成为导致日本侵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与1500年以降的西方相比,中国经济的增长缺乏国家金融战略的支持,这是它陷入发展困境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方面的解释就是政治上的,具体说就是“国家组织能力”上的。宋代以降,经济和市场的不断发展与国家组织能力的持续下降这个矛盾现象,是我们观察历史得出的第三个基本结论。中国政治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宋代以降,之所以出现了国家组织能力下降的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国家治理能力的全面下降,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自那个时候起,就已经不再能够担负起一个逐步近代化的国家的治理之责,即他们既没有管理经济、财政、税收、司法、军事和金融的具体能力,也不再能够担负起组织人民、教育人民的责任。华而不实、日益腐化的士大夫阶级,已日益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发展的阻碍力量,而中国基层治理,早已经在了横征暴敛的胥吏手中,即从那个时候起,中国其实已经出现了管理者、治理者“缺位”的危机。
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在其政治名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率先提出了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政治危机这个重要课题。面对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和强大的外敌入侵压力等多重难局,宋王朝暴露出的核心问题并不是缺乏经济能力,而是整体上丧失了政治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