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丰再度向中国内地采购爆竹烟花等货品。鉴于中国内地经香港转口美国的爆竹、烟花数量庞大，且逐年增加，美国政府收紧对该项产品质量的管制。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ConsumerProductsSafetyCommission）下令，进口的所有爆竹烟花都要清楚标明注册商标，写明使用时的注意事项以及使用方法。利丰对美国的做法反应迅速，加强质量控制和管理，以符合美国规定。在利丰的监督下，中国生产的“黑猫牌”和“长颈鹿牌”产品，从来不曾被美国监管当局扣留或销毁。利丰还积极参与美国烟火制品协会（AmericanPyrotechnicsAssociation）每年举办的有关安全活动的推广计划，以使利丰的这项业务得以顺利发展。
利丰经营的众多产品中，最重要的还是纺织品。当时，上海大批企业家移居香港，其中相当部分从事纺织业。据估计，1949年在中国的500万部纺织机器中，大概有20万部被运送到香港。这些机器大都是最新式、最具效率的。这推动了香港纺织业的发展，使它成为世界最大的棉布、棉纱及床单出口王国。当时，香港纺织品的出口数量之多，连当时世界最大的纺织品进口国之一的英国也开始高喊贸易保护主义。1959年，根据《兰开夏协议》，香港被迫自动限制棉纺品销往英国。1962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订立了《棉纺织品长期协议》，与香港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有美国、加拿大、挪威、瑞典及澳大利亚等。该协议于1973年底约满后改由1974年实施的《多种纤维纺织品贸易协议》取代，由进口国实行纺织品配额制度。由于香港在纺织品出口贸易的斐然成绩，使得它在争取纺织品配额方面占据了优势。
这一时期，香港崛起一批来自上海的纺织大亨，香港纺织业成为上海大亨的天下。有评论认为，若用“香港纺织业是上海人的世界”这句话来形容香港的纺织工业，虽未必百分百准确，但亦相去不远。据统计，1978年上海籍华商拥有的纱厂数目约占总数的八成，反映由内地移居香港的华商对香港纺织业以至整个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性。20世纪60年代，无论是在制造或是在出口方面，纺织品及成衣都是一项利润丰厚的生意，占香港出口货品的四成半甚至五成以上。利丰把握机会，全力经营纺织品及成衣的出口贸易。利丰的高层管理人员，虽然大都是广东人，但却能够克服语言障碍，他们能说上海话、一些普通话，加上一些英语和广东话，能够与上海实业家打交道，因而在经营纺织品出口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成为香港成衣最大出口商之一，拥有大量的纺织品配额。冯汉柱的次子冯国纶就表示：“60年代中期，利丰的成衣生意越做越大，在成衣出口行中数一数二。”这时期，规模最大的成衣出口公司还有英资的天祥洋行和太古贸易公司。
当时，西方商人正四处寻觅新的发展机会。据利丰的记载，这些商人简直如潮水般涌来与利丰接触——首先是专门的进口商，接着是制造商和颇具规模的零售商，利丰通过与他们的接触获益良多。利丰通过竹具藤器、爆竹烟花、塑料花和纺织品这一奇特的经营组合，获得了稳定的出口增长和充裕的周转资金，并与世界上最富增长潜力的市场——美国保持着悠久而密切的经济联系。这一时期，利丰的海外客户多达数百家，采购网络遍及香港超过一千家制造工厂，它的业务获得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969年，利丰的营业额为7100万港元，到1973年已增长到1.89亿港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