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大变化是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抗日战争。祖父把公司总部迁往香港。要在他乡重新植根绝非易事，但香港是华南地区的转口港，且水深港阔。祖父抢先在这个日后享誉国际的贸易城市成立利丰，以其宝贵经验和价值观为后代建立坚实基础……
1949年，冯柏燎先生刚将公司管理权移交第二代接掌，利丰的经营环境即受到外来沉重打击。1949-1979年，中国被西方孤立，香港再无腹地可靠，利丰亦失去生产基地。由先父冯汉柱先生、其兄冯慕英先生及其妹冯丽华女士组成的利丰第二代管理层必须再次对公司进行改革。
——冯国经、冯国纶：《百载耕耘：利丰再创百年佳绩》，2007年3月
20世纪初叶香港转口贸易港确立
20世纪30年代，利丰因应时局的变化，将业务的重心逐步从广州转移到英国管治下的香港，奠定了公司在香港的百年基业。利丰的掌舵人也逐步从冯氏第一代转移到第二代。冯柏燎的次子冯汉柱在动荡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充分发挥其商业天赋，成为香港利丰的核心人物。
香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珠江口东岸，距广州约200公里，濒临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它位居亚洲太平洋要冲，处于日本和东南亚诸国的航运要道上。最具商业和战略价值的是，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环抱的维多利亚海港，港阔水深，海港面积达60平方公里，最宽处近10公里，最窄处1.6公里，水深9~16米，港内可同时停泊150艘远洋轮船，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自由进出。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内风平浪静，是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的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开埠后的100多年间，从对华鸦片走私基地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运输枢纽和转口港。
1834年，英国上议院议员兼海军高级军官律劳卑（W.J.Napier）来华出任英国驻华首任商务监督。他一到中国就看出了香港的重要战略和商业价值，并提出占领香港的建议。当时，怡和洋行创办人渣甸亦曾表示：如果认为“我们必须占有一个岛屿或是占有一个临近广州的海港”的话，那么香港最为适宜，因为“香港拥有非常安全广阔的停泊港，给水充足，并且易于防守”。参见《威廉·渣甸致麦巴尊》（1839年10月26日发），见伦敦档案馆藏英国外交档案第17类第35卷，转引自《近代史资料》，1958（4），44页。事实上，1839年清廷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原停泊在伶仃洋面的大部分鸦片趸船均已转移到香港区域海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