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时，刘伯承正在上海治病。
早在1956年的严冬，刘伯承元帅就因脑病离开了军事学院。由于身体原因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高等军事学府，刘帅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寒风中，他对送行的同志们说：“看来今后我只能当个名誉院长了。”
说这话时，他眼含着泪，为他送行的人也热泪盈眶。
人离开了军事学院，心还在那里，他时常为学院的事牵肠挂肚。当他听说了国防部的报告之后，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洁白的病房里，他站在窗前，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在我主持工作的过程中，究竟有多少教条主义的东西呢？是不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呢？
刚刚开始时，严格按照苏联的操典，后来看到有的学员是有些吃不消，对这些东西也作了必要的改动，这些就是教条主义吗？
如果说在学习苏联的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有些生搬硬套的问题的话，那也不能冠之为教条主义。
虽说有些想不通，但他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来检讨这些问题。
那些日子，刘伯承总是睡不安稳。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给有关的人士写了好几封信，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想法。
他写信给在学院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和钟期光副政委，要求他们认真贯彻彭德怀等同志的指示：“党委做深入研究，集体讨论，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再经过群众路线，必有成就。”
军事学院党委很快召开了全体委员会议，虽然他们不同意国防部的报告的主要观点，但还是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对学院中的教条主义倾向问题作了认真的检查。
这时在北京主持训练总监部常务工作的萧克上将对彭德怀的报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萧克认为，彭总对军事学院的教条主义问题的估计是过于严重了。他认为只是教学内容与我军的实际情况有一些不适应。
萧克将军上书彭德怀，公开对他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特别不能同意彭德怀一篇将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把“正规化、现代化”和“现代化、革命化”对立起来，他认定这样提是十分有害的。
……
对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意见，是很正常的。大家都摆到桌面上来，争论个面红耳赤，分出个青红皂白，这在党内是允许的。可怕的是别有用心的人插了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