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17日，林彪作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0月18日，黄永胜把“紧急指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下达全军，又叫“第一个号令”。军委办事组决定将陈再道和钟汉华送江西部队农场。在有关人员的护送下，陈再道分到驻高安县江西军区独立团的农场，到农场后又被化名陈新分配到2营机枪连，部队的战士都知道这个“陈新”就是陈再道，他们亲切地称陈再道为老陈。陈再道刚到连队，大家或许由于他的地位或许由于别的原因，总有一种距离。连里干部让陈再道自由活动，可以不出早操。陈再道就利用这个时间爬山、散步。转眼到了春季，连里开始忙着干农活。干部考虑到陈再道的年龄和身体，插秧那天分配他一个递秧苗的任务。下田插秧是南方最累的农活，陈再道挽起裤腿，接过秧苗，弯下腰干了起来，还开玩笑地说：“这比坐‘喷气式’舒服多啦！”战士见他插得又快又好，都问：“老陈，您插过秧？”“参军前、参军后都干过。”“我说呢，一看就是庄稼能手！”陈再道下田插秧的消息像长上翅膀传遍了连队，战士们觉得新奇，都跑过来看。田头休息的时候，大家围着他坐着，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原先的距离和拘束立刻消除了。
农场的生活使陈再道觉得有一种鱼入水、鸟归林的感觉，除了从报纸、广播中听到一些新闻外，其他各种消息十分闭塞。陈再道同别人一样，想听到一些山外传来的消息，了解外面的形势。终于，在团的小卖部，他听到一位刚从庐山回来的战士说，九届二中全会开完了，国庆节准有人上不了天安门城楼。陈再道想到了陈伯达，他觉得那些篡党夺权的坏人日子不会长了。就在这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它差一点将脱离了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陈再道又一次置于死地。原来陈再道在房子里点个小炉子取暖，有一天，陈再道感觉不舒服就躺在床上休息。可是，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头疼恶心，四肢无力。陈再道从床上爬起来，想去洗把脸清醒一下，他走到脸盆前，从桶里倒了水，放进盆里的毛巾还没拧出来，突然的头晕目眩使他一下子栽倒在地上。万幸的是，他栽倒的时候恰巧将脸盆碰歪了，水桶也弄倒了，冰凉冰凉的水滴到陈再道的头上、脸上，他慢慢清醒过来。就在清醒的一刹那，陈再道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反应：煤气中毒。头昏脑涨，他使尽全身气力，一点一点向门口爬去。陈再道刚爬到门口，就高喊来人，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陈再道被送到南昌，住进了省军区的医院。在医生的抢救、治疗下，他很快恢复了健康。令陈再道始料不及的是，曾经在部队执行“监视”的人现在也跟到医院。为了补充一下营养，陈再道在医院自己炖了点肉。很快，有人打小报告到北京。上面来人调查了半天，最后以“没什么”了事。不久，陈再道离开医院，重新回到了农场。
党中央发出通知，在武汉市召开大会，为“七二○事件”平反，威武不屈的陈再道终于看见公正的曙光
1971年初，福州军区通知陈再道到福州进行体格检查，他没有想到，这次福州之行竟结束了他两年来在农场的劳动生活。
陈再道来到福州，临时住在军区招待所里。钟汉华也来到福州。这对“难兄难弟”别后重逢，倍感亲切。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向他们传达了上级的三条指示：一是恢复政治待遇；二是好好学习、休息；三是住院检查身体。经过福州军区总医院的全面检查，陈再道除了肺部不大好，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出院后，陈再道被安排在汤井巷招待所，罗瑞卿和张爱萍也住在那里。陈再道知道了“九一三事件”。“林彪已经自我爆炸，就应该重新审查‘七二○事件’，作出正确结论。”他想，心里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等呀，等呀，1972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陈再道为福州军区副司令员。陈再道重新工作的消息传遍了招待所。
曾迫害过陈再道的江青一伙人并不甘心，他们运用两面派的手法，一方面，江青捎话给陈再道，表示道歉；一方面却在1974年3月中央党校第三期学习班上，把陈再道编在上海组，想利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伙对陈再道进行斗争。陈再道针锋相对，江青则说他是“翘尾巴”。
1975年8月，陈再道调到军委担任顾问，退居二线。第二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党和国家的命运到了异常严峻的时刻。10月8日，“四人帮”被党中央一举粉碎，全国人民一片欢腾。陈再道在高兴之余，想起“七二○事件”，想起被迫害的武汉军民，他多次给中央和有关领导同志写信，陈述“七二○事件”的真相，请求中央重新审查“七二○事件”。
1978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给“七二○事件”平反昭雪。11月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大会，为“七二○事件”平反。至此，沉冤11年的“七二○事件”终于以其本来面目昭示人间。
陈再道不顾林彪、江青等人的迫害，顽强地坚持斗争，终于看到了胜利这一天，他以无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坚强地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