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是一个不幸而又有些许幸运的人。不幸的是，他没能躲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棍棒，在政治的大劫难中无力摆脱厄运，遭受到了无情而漫长的打击；而他到底没有在漩涡中彻底地沉下去，没有在风霜雪雨中倒下，最后终于等到了曙光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是幸运的。
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在会场上，他义正词严，直斥美帝
人生八年有几何？岁月蹉跎风浪多；
奋斗一生如一日，晚晴高唱晚节歌。
这也许算不上什么上乘的诗作，既没有“大江东去”的粗犷豪迈，更无“晓风残月”的意境。然而，它却是用沧桑岁月的笔写成，是一首用以明志的诗，是饱尝了人世的风霜，不堪回首，却并不消沉的独白。
八年，对于一帆风顺的人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这首诗的作者——伍修权来说，却是一生中横亘着的最难忘的一段，如同清早起来，仍忘不掉昨夜的噩梦。
而事实上，又有谁能在政治运动频繁的中国过上长时间风平浪静的日子呢？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一旦在政治激流中躲不开强大力量的撞击，他便会失去平衡，跌到低谷里去。
从1966年到1976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是阴谋家、野心家的天下。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以及对群众的煽动，向每一个威胁到他们地位的人高高扬起了鞭子。十年浩劫，一场噩梦，能够从梦中摆脱出来，重见光明的人，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伍修权是一个不幸而又有些许幸运的人。不幸的是，他没能躲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棍棒，在政治的大劫难中无力摆脱厄运，遭受到了无情而漫长的打击；而他到底没有在漩涡中彻底地沉下去，没有在风霜雪雨中倒下，最后终于等到了曙光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是幸运的。
1908年，清王朝内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光绪帝“驾崩”和慈禧太后“归天”。就是这一年，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里，伍修权出生了。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塌了清政府的统治，也给伍家带来了不幸，父亲和祖父的失业，使家庭衰败了。
经历了一番困苦生活以后，12岁的伍修权到了武昌高等师范附属的“单级学校”接受免费教育。该校停办以后，他被推荐至高师附小，在那里，遇到了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陈潭秋的直接引导、帮助下，伍修权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秋，在高师附中读二年级的伍修权作为进步青年的代表被推荐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因国内形势需要，又转至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在这一时期内，他和同志们一道，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熏陶，逐渐坚定了革命志向，并加入联共成为候补党员。
1931年5月，伍修权回国，开始在国内进行革命工作。同年7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为了培养军事人才，中共中央开办了红军学校。伍修权在这里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和团政治委员，后又担任模范团政治委员、三师政治委员、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3年10月，伍修权被指派作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李德，这个具有权威而又不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曾一度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影响。作为他的翻译，是很不好受的。后来，伍修权写回忆录时说：“那是一个难堪的任务。”
不久，他又担任了红三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作战科科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秘书长，八路军甘肃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伍修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伍修权作为东北军区参谋长，受命执行了一项特别的任务，负责第一次访苏的毛泽东在东北境界的警戒工作。不久，《人民日报》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任命，伍修权便担任了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
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总理率领的访苏代表团出使莫斯科。
1951年1月，伍修权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又作为特派代表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在会场上，他义正词严，直斥美帝，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的特派代表在成功湖……把美国和他的仆从国的外交阵线打得落花流水了。”
1955年1月，中国与南斯拉夫两国正式建交。3月1日，伍修权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正式开始了外交活动，为中南两国关系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中南关系恶化，1958年5月被调回国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