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附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幅画是爸爸在长征时的大致景象，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的胜利。你爸爸要说诉苦忆甜，自问五谷不分，惭汗无地。但吃苦也在长征时尝过。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里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
长征途中，廖承志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被张国焘当做反革命，开除了党籍，戴着手铐随队伍行军
廖承志祖籍广东省惠阳县，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
由于自幼受益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女士和他的父母廖仲恺先生、何香凝女士的教育熏陶，廖承志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同年8月20日，其父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不久，他东渡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廖承志脱离了国民党。这不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没有使他停止斗争，相反，他于1928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尔后，党派他到德国汉堡中国海员工会工作，并转入德国共产党，他领导中国海员罢工并取得胜利。他到过荷兰、比利时等地考察国际革命运动，领导中国海员运动。
在德国、荷兰均曾被捕，并遭“驱逐出境”，其中在汉堡入狱半年。
1930年他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蒋经国、陈复（陈树人之子）并称为中山大学的三公子。
1932年回国后，廖承志加入了红军，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他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被张国焘当做反革命，开除了党籍。他被第四方面军的保卫部门押着，戴着手铐随队伍行军。
在这样的待遇下，他过了三次雪山、草地，直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经周恩来营救方才获释。
1937年冬，党中央派他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194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6年经中共营救出狱。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团中央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党组第二副书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外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纪念宋庆龄名誉主席基金会顾问等职。
他一生的革命征途是十分艰险的。他曾对夏衍说：“我没有算过命，但命中注定要遭牢狱之灾。”这是事实，他一生共坐过“七次半”监牢。
他用讲故事那样轻松的口气说：“我坐过‘七次半’监牢，解放前七次，‘文化大革命’中与世隔绝的五年，这算是半次。”
作为一位有着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胸襟坦荡，刚直不阿，而又豪放乐观的老共产党员，他有着很强的政治水平和很高的政治洞察力。在严酷的风浪中，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廖承志是个乐天派，总是“天气晴朗”，有一次因为赶走记者，得罪江青
1966年，在那一场使人惊愕的内乱刚刚拔地掀天而起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同夫人经普椿多次用暗语说：“那个戴眼镜的（指江青）在捣鬼。”并且怒火满腔地表示：“好人死了，我们都戴孝；那个戴眼镜的死了，我们戴红花。”
他对贺龙的冤案，也早有自己的看法。1974年，党中央为贺龙平反以前，他和谭震林等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洪湖赤卫队》，结束时带头起立高呼：“是个好戏！”引起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66年，贺龙与夫人薛明已经与世隔绝，失去了自由。他的孩子们为了躲避“四人帮”爪牙的抄抓，隐姓埋名，东藏西躲，漂流在社会上，无依无靠。
贺龙日夜思念孩子，时常拖着病弱的躯体，扶着窗子，轻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使他尤其放心不下的，是当时只有16岁的小女儿黎明。
当时，廖承志家里也很困难，门口被贴上了大标语“火烧廖承志”。而且，贺、廖两家虽然互相尊敬，和睦相处，但平时交往并不多。
有一天晚上，贺龙的孩子鹏飞、晓明和黎明兄妹三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借用一家门房的电话，试探着给廖家的孩子打一个电话，想知道他家的情况，如果对方很困难，就不准备登门打搅了。
电话要过后，话筒里传来阿普（对经普椿的习惯称呼）和廖家孩子热情的声音：“你们在哪里？到我们家来，现在就来，我们惦念着你们哪！”
而后，阿普给廖承志打了电话，他又惊又喜，说：“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贺鹏飞带着晓明、黎明进了廖家，一家人问寒问暖地把他们兄妹安置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