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们列举邓小平的“罪证”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批判邓小平50年代的一些讲话，说邓小平代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路线。其实这不过是邓小平在当时一种尊重事实的正确估计，然而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谁还认为这不是一条“罪证”呢？二是诬陷邓小平反毛主席，并引用邓小平曾说过的话加以证明：“毛主席从来没说过，他不犯错误。”“同毛主席的看法不一致是可能的吗？当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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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在现在看来完全是事实，根本没有什么错误，但在当时林彪鼓吹“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像毛主席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时候，当然是“罪大恶极”的了。
“造反派”给邓小平增加的第三条罪状就更滑稽可笑了——邓小平爱玩桥牌，这是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作风。不错，邓小平的确爱玩桥牌，而且是个桥牌高手。世界著名桥牌冠军美籍华人杨小燕曾说：“在牌桌旁，可以感觉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又稳又精，令人吃惊的是，他是如此高龄的人。”喜欢打桥牌竟然也成了一条“罪状”，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最后一次批邓的喧嚣声散去了。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一个极其错误的决议：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当刘少奇听到自己被永远开除党籍的消息时，他已经病得奄奄一息。这个决定对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打击太大了，他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呼吸急促，大口呕吐，血压陡然升到260/230汞柱，体温也升到40℃。他已完全丧失了抵抗疾病的能力，而实际上他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后来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孤零零死在河南开封。
相对而言，对邓小平的组织处理，还算高抬贵手，总算留在党内了。究其原因，大概是毛泽东觉得邓小平曾是坚定维护自己的人。1935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是因为他坚定地执行了毛泽东的路线，而且邓小平战功赫赫。毛泽东历来都是很重视邓小平的才干的，毛泽东认为有那么一天还得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结果被历史所证明。另外，林彪、江青他们给邓小平列的“错误”，也不过是1962年“包产到户”，“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不经常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此外，也确实找不到更多的“罪行”来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不管最高决策人是怎么打算的，邓小平的党籍还是保住了，这对以后的启用，毕竟是有益的。
“一号令”把邓小平赶到了江西，周恩来一个电话为小平保平安
1969年10月13日，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在新疆造成了一场比珍宝岛战役更大的军事冲突，林彪利用这个机会，于10月18日发出了“第一号令”，宣布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令北京机关、学校人员疏散，一律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区。这一号令，把那些被打倒的、靠边站的对手，一律赶出北京，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变得更加险恶了。
当邓小平接到勒令迁往外地的通知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家里只有他、卓琳、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个孩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不幸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伤残了，生活不能自理，还不准回家。此刻，将他扫地出门，命运之舟要将他载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周恩来得知林彪下达“一号令”后，立刻就看透了林彪的用心。他果断地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一号令”心怀叵测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又冒着风险给各地打电话，提醒各省负责人要妥善照顾好这批老干部。周恩来给江西打了个十分重要的电话，要当时江西领导人照顾好邓小平夫妇。虽然当时江西负责人是林彪一条船上的，但他们也不得不顾及周总理的威望。事后看来，周恩来的电话对邓小平一家的安危起了不小的作用。
飞机在南昌机场降落，邓小平夫妇及继母被“请”上汽车，带进江西军区招待所。在这里，邓小平挨了一位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必不可少的训话，不准他们随便外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并派给邓小平一个姓黄的管理秘书，名义上负责邓小平一家三口的生产劳动、学习资料和生活上的事，实际上主要是监护。几天之后，三个人被送到南昌郊外一所无人管理的步兵学校，这座原步兵学校校长住的两层灰砖楼成了邓小平一家及其监护的住所。
这地方倒算安静，让这位中外闻名的政治家，可以安安静静地回忆过去和思考现实与未来。三年多的流放劳动生活，对于邓小平来说，倒是一个整理自己思想的好机会，也许他后来许多伟大构想的蓝本就是在这里酝酿的呢！
只是这军校因长年无人而变得残缺不全，大风呼啸，穿堂而过，门窗被撞击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过了几天，在邓小平的申请下，他和妻子被人押送步行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劳动，大约要步行二十几分钟。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像一个老工人一样熟练地做着这个工作，卓琳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劳动也是监护劳动，看管人员总是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第二号走资派”，没有得到许可，不准和别人说话和干别的事。
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小平来说，总算是一个令人宽慰的变化。在京被看管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线被切断，不准收看电视和报纸，完全与世隔绝，而现在他可以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也可以从工人们的议论中听到一些情况，这对于这位忧国忧民、关心时势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