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也嫉恨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理所当然成为“第二号靶子”。
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站了起来
1966年春天的中国，看起来是一个稳定的、有秩序的、团结的国家。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种和平统一的景象就被粉碎了。在外国人和大多数中国人还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轮排炮已经打响。延安时代的“圆桌精神”不见了，许多曾一生献身于革命的开国元老们都成了这场灾难的牺牲品，也有许多元勋们在这场“革命”中几度浮沉，蒙受了不白之冤，经历了不该经历的磨难。邓小平也是其中之一。
邓小平1904年出生于遥远的四川省广安县。他的童年是在“乱在先，治在末”的四川省度过的。1920年，年仅16岁的邓小平就随同出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赴法国留学，在法国参加了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和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真正的革命生涯。
1926年初，邓小平离开法国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春回国在冯玉祥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底到1929年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底和1930年春，他和张云逸等组织、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燃起了革命的星火。1931年，邓小平到达中央根据地。1933年，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长征开始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做了大量工作。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先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共同领导创建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立下赫赫战功。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在对解放战争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中，邓小平任总前委书记；这几大战役取得胜利后，又和刘伯承、陈毅等挥师解放南京和华东各省；接着邓小平又和刘伯承率部协同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地区；再向西南进军，解放了西南各省。邓小平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领导组织才能在这一系列胜利的战役中得到证实。在当时，有哪支反动军队听到“刘邓大军”不闻风丧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主持西南局主要工作，在各项工作中取得很大成绩。1952年被调回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从邓小平一生走过的道路来看，是光辉奋斗的一生，也是历尽坎坷和磨难的一生。他曾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崛起，终于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解放了中国人民的思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因为他“不听话”。林彪也嫉恨邓小平。“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成为“第二号靶子”
从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邓小平就一直担任着重要职务，“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邓小平担任着党的总书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职务。这时党的领导核心已分成几个对立的派别，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斗争、纠偏、“大跃进”、饥饿、调整，其间还有日益尖锐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大论战。最后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当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邓小平必然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作为贯彻决议、领导组织工作、处理日常事务的机构——书记处的领班人，他日理万机，执行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决定。当他想捍卫党，捍卫自己所领导的机构，并用它来抵制“阶级斗争”和正在加剧的永无休止的运动时，他必然会“灵活地”执行这些来自于毛泽东的决定。这并非是他想和毛泽东对立，他只是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形势，尽可能地减少和缩小某些错误决定所带来的损失。
这样一来，邓小平便成了“文化大革命”中继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后的第二号靶子，“党内第二号走资派”。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之初被迅速打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使邓小平失去了这个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的照耀；二是林彪对邓小平的嫉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利用各种机会来攻击邓小平。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主要是因为邓小平“不听话”。毛泽东当时需要用足够的人们对他的崇拜来巩固他的地位和威望，而邓小平则极力推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晚年最为得意的两件事就是“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而邓小平却在1962年由欢迎“三面红旗”变成反对“三面红旗”（邓小平是一贯尊重事实的），这对毛泽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毛泽东要搞“人民公社”，邓小平却支持邓子恢搞“三自一包”。1960年8月9日，即北戴河工作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本来已经批准了会议通过的文件的毛泽东忽然唐突地改变主意，点名批评邓小平和刘少奇。4个星期后，毛泽东又把受到冷落的人民公社计划重新提出，收回了包产到户和准备为彭德怀平反的决定，把阶级斗争以及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的议案列为会议的中心议题，并且撤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职，用以警告邓小平和刘少奇。1966年10月毛泽东对人抱怨邓小平说：“尽管邓小平听力不好，但他开会总是远离我而坐。1959年后的6年里他从未向我汇报过一次工作，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他完全交给彭真。你们觉得他是一个能干的助手吗？”
林彪也嫉恨邓小平。早在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当时东北局的负责人高岗在首先取得了林彪的支持后，活动非常活跃。高岗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邓小平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邓小平和高岗一起拱倒刘少奇。邓小平当即明确表示，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地位不适当。邓小平当时认为：“高岗集团并不是为维护什么不同的纲领和方针路线，而是为了篡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