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死去。
“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周恩来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周恩来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得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篓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小组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三、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吗？”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24小时，一个得工作12个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有利的评价，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其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的人物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