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上午，他早早来到天安门城楼，和其他中央部门领导一起站在后面的台阶上，正好面对着周恩来的背影。毛泽东站在城楼最前面的中央位置上，他和美国的老朋友斯诺并肩站在一起。看到眼前这亲切的情景，狄福才不知怎地心里怦然一动，回忆又把他扯到很久以前的岁月里。那时他还是八路军的小警卫战士，在延安为毛泽东站岗，曾经见过年轻的高鼻子斯诺。斯诺和毛泽东常常坐在黄土坡的土坎上谈话，有时也踏着腾腾的黄土悠闲散步。他和其他警卫悄悄跟在身后，也跟着享受一下这种短暂的悠闲……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斯诺又一次来到新中国，而且是“文革”期间。他们都已经不年轻了，满头白发。他们脚下也不再是黄土，面对的也不再是小米加步枪的工农武装，而是踩在象征中国政权和威望的高大城楼上，面对洋溢着幸福欢笑的人民。
林彪站在他们的身边，中间拉开了一段距离，让人感到不自在。林彪好像有些不对头，手里也不像以前那样殷勤地摇动语录本，脸上没有表情，两眼木木地望着广场的某一处。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和林彪为了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搞得不太愉快。特别是陈伯达的下台，叫许多不明事情真相的人大吃一惊。陈伯达不是“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么？不是公认的理论家吗？怎么充当反党的角色了？难以想象，不可思议！
在警卫处团干部大会上，汪东兴做了自我批评。大家才知道他也被牵连进去了。汪东兴和其他中央委员一样，被陈伯达突如其来的吹捧调子吹昏头，也跟着唱毛泽东是天才，唱设国家主席的赞歌。主席生气也就生在这个地方，你汪东兴是办公厅主任，整天不离我身边左右，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向你是知道的。而其他委员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受了蒙蔽，他们可以原谅，你就不行！不听我的话，跟着陈伯达后面跑。回北京后，毛主席就责令他写检查。汪东兴毕竟是在政治场上磨打了几十年，他知道他错在哪，知道应该怎样检讨。所以大家听了他的一番检查，觉得还是襟怀坦白的，也是比较诚恳的。
庐山会议和以往中央会议不同，小道消息特别多，搞得人心惶惶的，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许多传闻和林彪有关，大家觉得不怎么对劲，可大家也只敢想想而已，不敢刨根问底。城楼上的气氛证实了风言风语不是假的。如果故意说成笑话，那么也是一种有特别意义的笑话。林彪始终没有摇语录本，毛泽东也始终没有和林彪站在一起。几位记者老是跑来跑去想抢拍他们站在一起的镜头，可老是装不进一个摄影镜头里。城楼的前面又没有空地容记者站脚，即使摄影记者恨不得把身子挂到城楼外面去，也难把他们分开的身影捏到一个镜头里。
拍电影的人最伤脑筋，电影机子大，架在那就不能随便移动，主席和林彪离得老远，只能摇一个全景式的，无法拍两人的特写。扛机器的人好几次悄悄对狄福才诉苦，狄福才有什么办法？只好叫摄像的人尽力去拍，回去剪辑时再想法弥补。
狄福才听见有人轻轻唤他，他抬头一看，是总理在叫他。
他正想走到前边，周恩来却退了几步到他的身边问：“狄福才，新影厂的舒世俊怎么没来？”狄福才心里咯噔一声，怎么总理也提起舒世俊，难道他知道了江青要整她的情况了？是谁告诉总理的，莫不是汪东兴？他说过他要想办法。
“主要活动不敢叫她参加，为了躲避江青。”狄福才对总理实话实说。
“她有什么问题呀，有问题也是受蒙蔽嘛。群众是可以谅解的，应该让她出来工作，就说是我说的。”
有总理这句话，狄福才心里踏实多了。
晚上9点钟，狄福才突然接到江青一个电话，要他立即到17号楼。这是怎么回事？狄福才心里嘀咕开了，是不是他在城楼上和总理说话，被江青看见了？可能想打听总理说了什么。等他到了江青的会议室，才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江青挺和气的，招呼狄福才坐，叫秘书捧出一叠材料，要狄福才好好看看。
狄福才接过材料一看，怎么是舒世俊父亲的材料？他莫名其妙地想，要我看这个干什么？材料上说舒世俊的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工程师，这次被群众发现是国民党特务，正在揪斗，进一步交代问题。
狄福才猛然明白了，江青见直接把舒世俊关起来没有理由，加之总理在城楼上和他的一席话，江青的耳目不会不告诉她的。现在要抓舒世俊，显然比以前难度要大得多。江青在这关键时刻甩出了这个“撒手锏”：父亲是国民党特务，女儿还能拍摄新闻？那时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年代。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不抓起来，也不能解放出来。让她在无声无息的冷宫中度日，至少没有机会和别人多接触，用不着再担心她会向外人透露什么了。
临了，江青没有再提抓舒世俊的事情，还对狄福才表示出不同寻常的信任，说：“我只是叫你看看，知道她父亲是特务就行了，不要再对别人说了，要特别注意舒世俊。”
在江青的“抓人”和周恩来的“用人”中，狄福才选择了总理。
过了几天，有一个接待外宾的外事活动，总理向狄福才发了一个信号：这次活动江青不参加。其实这是叫他大胆起用人，他就将舒世俊派去作为随团记者。大家见江青没有参加，不由地松了口气。等接待完，片子搞出来时，等着他们的是一场劈头盖脸的谴责。对于江青的耳目，真是防不胜防。什么事情不出三天，江青知道得比目击者都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