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听江青说没事的可以先走，都纷纷起身往外走，谭富英也跟着人后头，走了。
江青这时好像想起了什么，扭动着头，寻找什么人。谢富治一见，俯首问：“找谁？”江青一见要找的人不在会议室里，失望地收回目光，也不回答谢富治的问话，而是手掌猛击沙发扶手，无名之火腾腾直窜：“有些人不起作用，叫什么党员！”
江青这句话可把没有离开的人吓一跳。这是指谁？连谢富治都挺紧张的，站在那儿就没敢挪位儿。
江青气呼呼朝谢富治翻了一眼，声音拖得挺长，神态却很严肃，大家一见以为江青的无名火是冲着谢富治的。
“富治同志，你是革委会主任，是北京的头儿，像……谭富英这样的党员一点作用也不起，留在党内有什么好处？嗯，干脆，让他退党算了。”江青不耐烦地一挥手，好像要将眼前不顺眼的人都挥走似的。
谢富治一声没吭，也没拔腿走，而是低着头，继续听江青裁决一个艺术家的命运。“这样的人不退党干什么？党员关键的时候要起作用，要起好——作——用！你说，谭富英起了什么作用？嗯？”
谢富治的表情更加恭敬，叫他马上表态，却让他为难。他只是殷勤地频频点头称：“是的是的。”其实谭富英究竟起了什么坏作用，就连江青自己也未必能好意思说出来。谢富治当然只能心领神会，不好当江青的面去揭穿。
开始，大家包括于会泳等人，都不明白江青为什么要谭富英退党，这和党员有什么关系。后来慢慢琢磨过来了，可能是谭富英提了意见，江青心里不高兴。座谈会的原意是请京剧名流来捧场，谭富英却不领情，偏偏来“拆台”。江青怎么能高兴呢！
《海港》后来因为唱腔太高，受到更多老艺术家的非议，连毛泽东也批评此事。这才使江青服气，将剧中的高腔部分降了调。否则京剧《海港》可能就是最不宜普及的一个戏了。
从此以后江青再没有敢提谭富英退党的事情。
张春桥对《海港》有着“巨大贡献”，他含而不露的想象力在此时发挥得淋漓尽致。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主题终于如愿地搬上了舞台
张春桥从1963年起就参与了江青的京剧革命，1965年他还专门花力气改编过京剧《海港》，但是那时的思想毕竟没有达到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度”，剧情主要还是以教育下一代为主线，矛盾斗争没有那么夸张和荒唐。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的“革命活动”开始北移，离开上海大本营，到北京搞“样板戏”的影片拍摄。这样一来，多少有点冷落上海。上海市委几位领导人自然不能安于现状，一定要有所建树。他们抓住《海港》这个戏，亲自划定人物、编写台词、唱词，特别是从原作突出描写对下一代的阶级教育改为描写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主题之后，戏中的反面人物钱守维，就成了关键人物。这个人物到底要有多坏，他的政治性破坏目的到底有多明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仅靠剧组是不敢做主的。
已经担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张春桥，1969夏天在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召开《海港》创作修改会议，亲自出马召见剧组成员，给反面人物钱守维定调。市委副书记徐景贤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
张春桥长相很阴冷，不爱言笑，一般初次相见，大家多少有点害怕，不敢交谈什么心里话。何况他一直搞宣传工作，似乎将政治挂帅的主题也挂在了脸上，更加令人生畏。或许他天生就是一副冷面孔，但和他相处过的人也没有感受过他的热心肠。可见他是个里外都冷的人。直到他走上中央政治高层，才知他是一个真正会搞政治阴谋的“谋士”。当时在“样板戏”上做文章只不过是他政治外围中的一次预习而已。
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在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多少懂得一些“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对待部属也比较客气。他这次召集剧组开会，一出场便微笑地对大家诙谐地说：“钱守维搞了破坏，以前一直没处理，群众有意见。外国朋友也在问：‘为什么不处理这个坏人呀？’这个问题一直拖下来，结果，直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咱们才来商量处理这个坏家伙。”
尽管张春桥不懂京剧，但他懂政治。他明白此时的剧组需要的不是艺术顾问，而是有个政治交底，给了他们“定心丸”，才能将剧本改好。
剧组也明白张春桥亲自出马的意义，是为他们剧组撑腰、打气、指方向、定调子。大家情绪一下子高涨起来，气氛也活跃了许多。
市委副书记徐景贤首先对《海港》最新修改稿表示了不满：“钱守维撒玻璃纤维，用个纸袋，像撒胡椒面一样。”
张春桥不屑地冷笑一声说：“那是小偷小摸。钱守维曾是美国主子的红人，他对新中国十分痛恨。他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我们有刻骨的仇恨。他的破坏性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