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当时最有名的教会办学校就是圣约翰，毕业于该校的曾虚白、陈鹤琴都说它不重视国文。外国教员待遇比教英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英文的中国教员的待遇又比教中文的好，房子薪金都有这三种等级。学生又多洋行买办的纨绔子弟，对国文一点不注重，对国文教员没礼貌，上国文课，预备西文功课、看小说。陈鹤琴《我的半生》页70—71。
在广东的教会学校也有这种情况。1906年左右，张资平在美国教会所办的广益中西学堂读书，各科课程，独有国文课在下午。当时多数学生都不喜上国文，把全力倾注于英文和数学之上，而国文教师虽为老廪生，没有口才，学生国文程度又参差，有人觉得太深，有人觉得太平凡。包括张资平也恃着自己国文根柢较好，经常逃学。“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在那时代追求西学之热烈。特别是英文，当时尽都以英文为至圣无上的科目，不分昼夜，都在朗诵英文。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也普遍了全校。张香涛宰相（按：指张之洞）虽在提倡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但我们一般同学的见解却完全和他相反，视中学为臭虫，为虱子，为蚊蚋，为骷髅，为粪坑里的爬虫。” 张资平《资平自传》页12—13。张资平是小说家，创造社创办人之一。
教会学校也有重视国文的，钱歌川所读的一家在湘潭，叫益智中学，对国文很注重，国文老师都是湖南省有名的国学家。钱歌川《苦瓜散人自传》页3—4。可能是内地接触新风气较慢，洋行气习较轻的原故。
当时读英文的起劲情况，郁达夫是这样记的：“用了读《古文辞类纂》的腔调，高声朗诵着皮衣啤，皮哀排的精神，却真是一点儿含糊苟且之处都没有的。初学会写字母之后，大家急于想一试的，是自己的名字的外国拼法……有几位想走快捷方式的同学，并且还去问过先生，外国《百家姓》和外国《三字经》有没有得买的……几本当教科书用的《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辑览》的黄封面上，大家都各自用墨水笔题上了英文拼的歪斜的名字。” 郁达夫《郁达夫日记集》页375—376。
在这种竞学新潮的时候，古文字学家商承祚却反其道而行，记下了一个很有趣的事例。他的父亲是清末探花，为子女作了很好的学新学准备。商承祚的兄长是德国留学生，教商承祚德文，他学不下去。父亲商衍鎏叹说：“外文学不成，那就学中国文学吧，日后小成，还可谋得秘书之职以糊口，大成做个名学者。但不要做官！”十三岁，在天津读学堂，也因对课程不感兴趣，不读下去。终于选择了自小喜欢的古文物及古文字学，并禀告父亲。“我父听后，微微地叹口气说：‘你学这行是找不到饭吃的，只能做个名士，名士也要生活啊！你既决心走此路，是你的志愿，我有什么话好说?由你去吧。’”及到二十三岁尚未毕业，南京东南大学已聘请商承祚为讲师，月薪一百元，讲甲骨文字。商衍鎏这时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如此冷门之学，居然可以谋生，令人从何说起！”《群星璀璨——广东文化名人实录》页172 ，175。
有人说，当时的热潮是很实际的崇洋，而不是媚外，信焉。连探花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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