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明令地方将各级书院改为学堂的政令，并没有提及中国更广泛、更传统的教育机构——学塾。虽然办学堂并不等如废除学塾，但在这大变之中，各地方都纷纷设立学堂时，学塾和初级小学之间的关系并没弄清，形成两者并存，而学塾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但是学堂深入村镇的程度不及学塾，数目既不足，学额也有限，像山东青州府就只有三间学堂，之外就是私塾了。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页285。在穷乡僻壤，学校根本伸展不到。姚拓在《乡下孩子的悲歌——我的读书生活之一》中记，直到二十年代，全村虽有三五百户人家，但只有一间私塾，没有正规小学。载《墙头上的小红花》页37。学塾对学堂起了补充、支持的作用。有不少人才，是在学塾中受教几年，中文底子打好了，待转入学堂后，就全力学新学而得以成就的。而且，早在兴学堂之前，旧式的学塾——主要是家塾——已为这种新变的局面做了一些贡献。细看变化中的学塾，可以使我们感受到开明知识分子在这场变革中一点一滴的推动力。
传统以来，中上家庭都以设家塾教子弟为最好。清末政治衰败，尤其在甲午战争之后，知识分子眼见中国惨败，普遍人心思变，在家庭中已是半公开地讨论着国事日非的议题。有些开明知识分子将他们的求变愿望实行于家塾，或是以新材料自课子弟，或是请有新知识的先生为家庭教师，有时连女孩也受其惠。
清末著名谴责小说《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本是一个有维新思想的江苏乡绅，望族之后。他对儿子曾虚白的教育就是在传统的父教之中，渗入新的内容，这在1900年前后，虽不是唯一，却足作代表。曾虚白是这样记载他三四岁时的父教的：
我三岁到四岁开始有些懂人事的期间，刚遇到戊戌政变酝酿而成惨剧的那个阶段。父亲奔走京沪之间，力求开辟自己救国新路失败，家居突遭父丧，十分懊恼心情之下在沪幸遇谭嗣同等，欣喜这一番找到了同志，要好好力求发展，哪知道会有这出人意外的惨劫。于是就把这一股无处发泄的热情反应到教育我这第一个心爱的儿子身上来了，他对我的教育方法是，三岁起请了一位青年教师识方块字，以《尔雅》的批注为识字的基本，都是他老人家自己选撰的。到了五岁，不读什么《千字文》、《百家姓》，就选读那时流传的维新派的作品，除康梁之外，《时务报》《强学报》《湘学新报》《新知报》等刊物都是选读的来源。从我五岁到七岁这两年国家大事又遇到庚子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光绪都出奔逃难……（父亲）两年病中受国事日非之刺激，除亲自以维新派文章教我外，更每日看报引时事谈话资料，不断以新信息新思想来教导我这天真待凿的儿子。曾虚白《曾虚白自传》页28。曾虚白是名报人，书店、报刊、通讯社等举凡与新闻有关的，几乎都曾涉足。
这是在教育上的一种新变，但是第一步还是在识字等教育基础上，而教育的手段仍然是读文章，内容仍以道德（对国事的关怀）为依归，在手法、步骤和目的上是一样的，只是教的具体内容不同了，而受教的人还包括曾虚白的小姑母。
茅盾家有家塾，由祖父执教，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这类老书。家塾徒具形式，教学不认真，祖父经常自顾出门听说书或打小麻将，丢下学生不管。因此茅盾的父亲不愿儿子到家塾读书，自选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课图说》、《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让母亲来教茅盾。后来送到一个亲戚办的私塾中念书，又叮嘱旧式的塾师教新学，但是老塾师不懂得教新学。终于半年多后，当乌镇办起了第一所初级小学，茅盾就成为这个小学的第一班学生。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页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