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费正清中心的历史，其始终保持了自己研究项目和政策的延续性，保持了在中国研究领域的领军地位。鉴于参与中心决策的执委会成员人数众多，而参加过中心活动、在中心挂名的学者为数更多，多年来，意见上的分歧在所难免。可以想见，费正清中心也经历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尤其是在研究中国的学者得不到学校的终身教职之时。终身教职的授予要由各自的院系推荐，再经由哈佛大学校长批准。这从来不在费正清中心的职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在中心挂名的学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的亲密感，中国研究领域中是否授予终身教职的决定影响了中心学术圈的所有成员。
但是，无论中国研究的队伍怎么变化，中心一直保有旺盛的学术活力和动力。争论从未将中心分裂为彼此之间无法沟通、矛盾无法调和的派系。即便在意见相左的时候，合作共事的精神和共同的使命感仍旧保持了下来。强烈的学术群体感和相互支持将不同意见限制在了适当的范围。
尽管今天的费正清中心尤以其现代中国研究闻名，然而早年当中心还是校园里唯一一个有关亚洲的区域研究中心时，它促进了对整个东亚的研究。正如1957年至1961年它的名字所反映的那样，它当时被称为东亚中心；今天它正式的名称仍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①。这些年来，中心多次分配资金，用于资助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领域的研究、研讨会和成果出版。在中心工作的这些领域的专家也曾担任中心执委会的委员。后来，正如盘古开天辟地那样，赖世和研究所（1973）、韩国研究所（1981）在费正清中心奠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与此类似，费正清中心的教员在哈佛亚洲中心（1998）的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确保了它在哈佛作为凝聚所有亚洲研究资源的地位。
①2007年夏费正清中心已经更名为“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The 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译者注
今天，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相比，美国的中国研究已经大大改观。那个时候，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研究型大学有品质过硬的中国研究项目，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说出这些大学的名字。那时候人们可以读遍美国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英文书。现在这些已经不可能了。众多优秀的东亚研究中心遍及全国的大学。很多以本科生教学为主的学院也都有专擅中国研究的学者执教。他们中有很多人曾在哈佛读书或做过博士后。从各地研究机构毕业的学者们和哈佛大学教授一道，通过他们的研究和讲座共同推进这一研究领域向前发展。新一代中国学学者出版的著作表明他们运用了大量的新披露的中文文献，也在基层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访谈。大量以英文出版的中国研究成果，让我们无法追踪每一个学科的研究。如果考虑到以中文或日文出版的研究成果的话，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能完全总揽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而在五十年前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美国学者现在可以接触到中国的档案。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由于中国国内学术研究政策的变化，中国学术界现在在写作、出版、旅行等方面也享有了较多的自由。美国学者可以利用中国学者的丰富成果甚至与他们联合开展项目研究。费正清培养的第一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没有这个便利。当时，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美国学者不能到中国从事研究，中国学者也不能到美国学习。
一直以来，费正清中心努力把握中国研究领域的变化和新机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和香港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常去的地方。在那里中美学者结成了友谊，那里也有大量的藏书和档案材料，这都促进了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