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费正清中心历史的过程中，我遵循了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文本研究和人物访谈。
为了编写中心年表和活动记录，我收集了所有的年度报告。其中包括费正清写给文理学院院长邦迪的备忘录：《中国经济和政治研究：第一年工作总结》。这份长达四页的备忘录写于1956年10月16日，讲述了费正清于1955年设立的一个新的研究项目，以便更好地使用他所获得的卡内基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利用这个机会，费正清在备忘录中介绍了美国对现代中国的研究现状。他将其视为一个“领域”，并写道，这个领域非常宽广，有很多能被研究的课题；同时，这一领域也需要多方面的开拓，比如建立相关文献的图书馆以及编辑基本书目。其次，他指出该领域缺乏具备必要技能的研究人员。他认为必须具备的研究素养包括汉语娴熟、专业基本功扎实、思想成熟。他注意到的第三个问题是该领域的研究中缺乏像样的领军人物，因为当时在美国的大学里只有很少几位成功奠定了自己学术地位的现代中国研究专家。这些方面都是费正清在此后二十年里竭尽心力去改善的。
继第一封信之后，从1956年起，正式的年度报告每年都编纂出来并报给文理学院院长。直到1999年，年度报告仅仅用打字机打出很少的几份，并且只在小范围传阅。报告的格式和信息汇总的方式每个主任都有所不同。一些主任倾向于记述中心的活动和中心遇到的问题，而另一些主任则倾向于用较为简短的叙述配上附录，在附录中列出例如各种会议的日程表之类的信息。许多报告列出了中心最近的出版物，这是中心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费正清本人似乎也颇为自豪。虽然有的报告只有四五页的长度，有的则长达三十页。尽管这些年度报告总会提及研究基金和财政状况，但从未附上一份完整的年度预算表。从1999～2000年度裴宜理担任主任的时候开始，年度报告开始使用彩色的封面和封底，很像美国公司的年报。这些报告用打印机打印出来，有机会阅读报告的读者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信息的种类和主要关注点与前期的打字机打出的报告一样，不过措辞更为审慎而且明显是针对更广泛的读者群的。从那时起，打印出来的年度报告被放在中心的接待处供公众阅览，邮寄给中心的特聘研究员，送给访问学者和来访的团体。同样的报告也呈送给文理学院院长。
为了编辑一份完整的年度报告集，我去了哈佛档案馆。除了早期的年度报告的复印件，档案馆还保留了费正清中心的前身——东亚中心（CEAS，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和东亚研究中心（EARC，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这两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很多历史记录、行政文件、备忘录等。此外，档案馆还存有来自各种上级机构如地区研究委员会和东亚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East Asian Studies）的文件。东亚研究委员会是东亚研究理事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的前身。费正清和傅高义的文件非常有用，包括了大量的私人信件、中心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的会议记录，以及中心发布的宣传册和手册，还有有关这两位主任所关注的差不多所有议题的信息等等。我还获准有限度地阅览文理学院院长有关中心早期的文件。除学校档案馆的文件外，我也利用了费正清中心的文件档案作为补充。费正清中心的文件档案在2002年搬出柯立芝楼前被清理了一部分，在2005年迁入政府和国际研究中心楼前又被清理了一部分，但是中心仍然还有很多文献，包括过去和现在中心的特聘研究员简历以及他们写给中心的信函。这些文献展现了多年来不同学者为中心发展作出的贡献。哈佛学生的报纸《哈佛红》（Harvard Crimson）在网上公布了他们过去的期刊，有一些在线历史问题研究资源可以用，这些为研究某些事件发生的背景和氛围提供了好材料。我采访过的一些个人也从他们的档案中提供了额外的书面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