榊原英资 于1941年出生在日本神奈川县，196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同年进入日本财政金融决策的核心——大藏省工作。榊原在大藏省历任数职，1995年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1997年任大藏省财务官，升至日本官僚系统的最高位。榊原在大藏省工作了34年后，于1999年退职进入学界。在相继担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教授后，榊原英资于2010年4月起担任日本青山学院大学特聘教授至今。
在大藏省主管利率、汇率等货币金融政策期间，榊原英资在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力不亚于格林斯潘。他曾一天抛售200亿美元，斥巨资干预外汇市场，成功阻击日元升值，并因此被尊称为“日元先生”。
在大藏省工作的35年中，榊原经历了日本经济战后高速成长的辉煌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高峰。他是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重要决策层的成员之一，亦是泡沫破灭后日本“金融大改革”的关键性人物。
当前的中国经济与泡沫经济时期的日本经济相比，确实能够找到两者极其相似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为何担忧中国会成为下一个日本的理由。不过，如果将当前的中国经济与另一个历史时期的日本经济相比，同样能找到许多相似的地方。
榊原英资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兼具高度成长时期（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和安定成长时期（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经济的特点。从基本面上讲，现在的中国经济更像日本高度成长时期的经济，拥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的特点。不过，中国经济同时又拥有广泛的全球化合作，且资金流动性很强，因此，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日本安定成长时期的泡沫还要大，这又使中国经济兼具了泡沫经济时期的特点。
榊原英资表示，中国房地产领域拥有很强的泡沫经济的味道。但他同时表示，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必定有一段时间会出现泡沫，接着破灭，这是极其普通的事情。“这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直在制造泡沫。一个泡沫破灭，再制造下一个泡沫。”他说。
对于饱受争议的“广场协议”，这位“日元先生”认为那是一件无法抗拒的事情。“因为日本有太多的贸易盈余。”他接着强调，当年日元汇率的上涨并没有造成日本经济的衰退。在日元升值后，日本财政收支上的盈余并没有太大的减少。“‘广场协议’不是使日本经济产生混乱的原因。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场协议’是有正面意义的。”他说。当我问他如果再给日本一次机会，日本是否还会签署“广场协议”时，榊原英资表示，日本恐怕还将签署。
与大多数日本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榊原认为日本政府为应对经济不景气采取的金融放松政策才是引发泡沫经济的导火索。他指出，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类似。正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为防止经济衰退而实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才导致了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暴涨。
谈及当前中国经济与日本泡沫经济的区别时，榊原英资表示，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而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许多发展空间。从金融方面来看，中国的大部分银行都是国有银行，金融尚处在发展中阶段。
榊原英资表示，一旦泡沫形成，泡沫的破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必然的。但泡沫破灭并不可怕。“中国经济中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还存在持续增长的可能性。中国应当充分发挥这种可能性，制定应对泡沫经济的对策。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有泡沫经济时期，只要有适当的政策，就不会有破坏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他说。
作为“日元先生”，榊原英资认为，从日元的经验来看，人民币汇率在今后的10年到15年内，将会有相当大的上涨。“20年后，人民币十分有可能升值到现在的两三倍。发生在日元身上的事情，将会同样发生在人民币身上。”他说。榊原认为，人民币无论如何都会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发展，这是趋势。同时，他还猜测中国当局已经在考虑，在10年到15年内实行金融自由与汇率自由。而伴随着这一过程，人民币将会越来越强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