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8年以来，每年宏观调控的主题都是扩大内需，但是，内需却年年启而不动。内需不振不在于投资，而在于消费。资料显示，近几年，中国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连续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73%降至2003年的37%，此后虽略有上升，仍远远低于投资的水平。目前，中国投资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近20个百分点，消费率却低近20个百分点，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极不和谐。
中国经济正处于上升周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加快，人均GDP在2009年达到3700美元，按照世界工业化一般的趋势和规律，这恰是消费水平快速成长的黄金时期。因此，消费率的偏低以及由消费所决定的内需的不足，必有其特殊的原因。某种程度上，中国目前面临与以前发达国家经历的发展阶段完全不一样的情况：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就进入信息化，还没有完成市场化就进入国际化。而且，中国的人口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在迅速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过程中，造成了诸多不合理的问题，包括搞大规模建设，因而，投资要远远大于以往的发达国家是肯定的。就此而言，消费率偏低有其客观必然性。
但是，仅此并不足以解释中国消费水平长期偏低的问题。消费增长之所以很慢，与上面分析的收入分配格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收入分配之所以向政府倾斜，又是由人们的工资收入不高，特别是工资增长太慢造成的。
收入决定消费，有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中国工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大概在10％多一点儿，尤其是农民工，其工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左右，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基本维持在每月600多元的水平，最近几年才提高到千元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工资收入占的比重则高得多。另外，工资占企业成本比重更低，中国大概是20％，美国等发达国家是50~60％。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还处于二元结构中，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劳动力价值会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剩余价值会占有更大的份额。这样的分配格局，一方面会刺激投资更快增长，同时也会导致消费在GDP中的份额下降。一个家庭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与资产性财富升值收入，现在中国民众享受的只有劳动收入。而劳动收入增长不仅慢，而且不稳定，没有规律，随意性比较大，这也就难免影响到其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了。
制约消费的不单是收入，还有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保险等，如果人们在这些方面的预期消费支出增加，即使家庭总收入涨了，也不愿增加即期消费。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由于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而本该由政府免费或低价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又严重短缺，从而制约了民众的消费水平。不但如此，这些年来公共产品特别是由垄断企业提供的资源性产品的不断涨价，也大大压缩了人们的即期消费支出。
虽然国家财政的收入增长很快，但从财政支出的结构来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行政事业费这一块。最近10年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经济建设支出的增长减缓，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社会文教卫生支出比重基本未变，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长最快，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从原来的13%左右提高到2007年的20%多。为保证政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公民，政府行政管理费适当增长是应该的，但行政管理费用过快增长，那么就不得不减少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支出。尤其是民众的公共品提供，很多是由地方政府负责的，但就地方财政而言，许多地方的经济以财政增长为主导，产业安排首先看是否有利于当地的财政增长，甚至地方的各种目标设置，各项具体工作的执行，都以税收收入增长为最终评价目标。只有实现税收才会把钱投到那里去。这种财政支出方式使社会大量资金集中配置到那些税收高的行业，如各地的房地产业。因而，财政收入增长的背后是居民的负担和压力在增长，国内消费难以启动。
上述制约消费扩大的因素并不是各自独立发生作用的，而是互相影响。但根子是社会财富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分配失衡，经济增长和财富升值的收益没法流入到民众手里，他们就不可能去消费。所以，提振内需，就不是简单扩大投资的问题，着眼于增加投资拉动内需。要刺激居民的消费，关键是改革收入分配格局，在我们成功解决初次分配中的平均主义问题后，建立起良好的再分配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