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渐渐地，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希望从事那样一种专职的工作，或许我只是喜欢他们的人、他们的眼神和相貌而已。也许是年龄的原因，我似乎越来越被女性作家所打动，从早年的去灯塔的伍尔夫 到琴声如诉的杜拉斯，再到在美国的苏珊?桑塔格。也许是因为阅读她们的原因，我开始懂得了欣赏老年女性的美丽，甚至一度认为她们脸上的皱纹是另一种性感。那种性感是在娇嫩的脸上永远都看不到的。这让我坚信：真正的性感是具有思想性的。
或者，换句话说，思想，有时候是相当性感的。
我向来反感“年轻”这个词，凡遇到这个词，我一概使用“年青”。后来，听说白先勇先生也恨“年轻”，而是用“年青”。这更坚定了我的看法。细想来，这里面隐含着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人政治观，说的是，生命有“轻于鸿毛”或有“重于泰山”的。无论是年纪，还是生命，都无轻重。要说“轻”，每一段生命或者每一个生命都轻，轻得像烟，像花开花谢、春去秋来，又有孰重孰轻？但我愿意相信，生命是有“青”有“熟”的，就像树上的果子，来了又去，去了又来，不同时节有不同时节的美丽。
年青的时候，“自我”是常常需要被强调的，因为，那东西并不清晰，才刚刚冒芽，你东扑一下，西抓一把，以为找到了，细看还是没有；再加上，当时身体里好像突然有个家伙在凶猛地生长，你想控制它，却常常被它控制着。从这个角度讲，每一个青春期都是危险的，就像王朔小说的名字《动物凶猛》。有时候，你似乎要跟它决裂，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知道这样的战争持续了多久，有时会很长很长，直到你开始和它长在一起。
当年青的我，遇到了陈侗的那句罗伯- 格里耶的话：“我从来只谈自己，不及其他”时，我曾设想，在30 岁时像他一样放掉农艺师的工作去当一名专职的作家。但我却没能那样。其实他也没能那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能那样，但我知道自己渐渐地开始犹疑了起来。我开始犹疑：那是否就是真的属于我的那种生活？就像卡夫卡从来就不是专职的作家一样，我也从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专职的画家。
当然，这种犹疑完全出自某种不得已。那时，我开始意识到：“爱情，是文学的事；而我们已走向了科学。”
我常被这样一个问题困扰，就是如何向陌生人介绍我做的事，特别是当有人问我：“你做什么的？”我很难用一两句话让他明白我是干什么的。因为，我除了在广州美院教书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在从事个人创作，我的创作涉及雕塑、装置、照片、影像、陶瓷以及绘画；另外，就是实验性的设计，这些设计涉及家具、服装、建筑、园林、首饰，等等；同时，我也写一些无法归类的文字。这很容易让人误会，好像我什么都能干。其实不是。我只是能干自己的那点事儿。这些事儿，与那些成熟的行业基本无关。所以，我只好回答：我干的事儿，都和我的生活有关，和艺术有关。
有一次，一个学生看了我的展览后对我说：你是做陶瓷的？我说：这是我第一次做陶瓷，有可能也是最后一次。那次展览后，我甚至还收到了一份韩国陶瓷学会的邀请，但其实我对陶瓷技术并不熟悉，也不感兴趣，只是那件作品需要有陶瓷的质感。我还收到过关于人体器官影像的专业医学国际研讨会的邀请，要求我提交英文的专业论文在大会上发表。我对医学知识了解得很少，更不懂英文。我只是一个在这些专业围墙上散步的人，从未想过从这一个坑跳进那一个坑。那只是我的生活中的一些内容，与专业无关。那是，我自己的世界。
我所做的所有事情，其实，都是同一件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