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企业扎堆美国上市？
政府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如搭建公共融资平台，完善融资环境等，而以周小川为代表的金融官员从事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2010年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又达到了新的高峰，一共有34家赴美国IPO。而在之前的最高峰2007年是29家。这几年中国企业美国上市已经成为热潮，对这件事情的解读，我想联系另外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指出“真正的消费是企业家开发出来的，经济发展柳传志比周小川更重要”。第二是经国务院批准，中国首支国家级大型人民币母基金—总规模达600亿元的“国创母基金”正式成立，这个巨型国字头的母基金将专门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这也是全国社保基金之后第二家国字头母基金。目前，国内私募股权投资（PE）/风险投资（VC）基金管理公司们正因为国内缺乏大型机构投资者可募集人民币基金而苦恼，即使一些知名的PE/VC基金管理公司也只能从富有个人和民营企业当中艰难的募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股权投资基金早已超越股票二级市场成为与银行、保险并列的三大金融业支柱之一。
这三件事情因“企业融资问题”互相关联。也许“企业融资”这个词过于文雅，我更喜欢称之为“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政府有责任帮助企业迅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中国成立“母基金”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中国一直缺乏创新型企业的根源也在这里。而张维迎强调企业家重要性的依据就是亚当·斯密的增长模型，即是财富创造来自劳动生产力的提升，劳动生产力提升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靠专业分工，分工靠市场，靠市场的规模。一个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细的分工，而企业家是市场的主体，因此企业家也就成为了这一切问题的源头。但张维迎始终忽视了企业的原始资本积累问题。对于企业来说，原始资本的积累才是最重要的。
当前，中国的创业板由于门槛较高，空有创业板之名而无创业板之实质。大洋彼岸却成了中国创业公司的乐土，纳斯达克与纽交所成为了中国未来特殊行业创新型公司的摇篮，这是不正常的事情，这也是中国长期只重视企业家而忽视政府金融公共服务的结果。如果这时候还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而否定政府的作用，显然不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政府与市场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两者各司其职社会才能健康发展，因此在当前中国政府公共服务偏弱的状况下，我们更要强调周小川们工作的重要性。
即使是斯密和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旗手人物都提到过市场缺陷的必然性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除了融资之外，政府应在健全法制、尊重产权、稳定货币、推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政策、简化创业手续、减少交易障碍等六方面体现作用，由此才能让人力资源、资本、企业家、物质资源等因素在自由市场中较为充分发挥作用，这些早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