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认为，大幅度减税的直接后果是政府支出的减少，因此，减税而不削减政府开支，那就会扩大财政赤字。所以，供给学派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支出中的巨大的军事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
供给学派指责说，战后美国政府的所谓“转移性支付项目”，如食品券、失业救济、医疗津贴、子女扶养津贴、劳动保险等等，这是为了把美国标榜为“福利国家”的一种装饰，实际上弊病无穷，不仅对生产起着严重的抑制作用，而且早已进入效果递减的境界。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尽量削减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降低保险津贴和福利救济金额、严格限制领受条件。政府只举办必要的福利设施，停办那些多余的福利项目。
供给学派对于每个经济滞胀的诊断分析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其“药房”并不好，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减税并不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说法不靠谱，历史上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减税都造成了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些又导致了财政赤字，最终形成了高额的债务，这也是这些国家迟迟走不出经济危机的原因所在。虽然供给学派强调平衡预算，但是政府支出是刚性的。一旦收入减少，平衡预算就是一句空话。
其次，供给学提出减税是为了刺激储蓄，但这在现实中也不成立，国人是否储蓄是与多种因素有关系的，而不仅是税收一种原因，因为供给学派用减税刺激储蓄的方法并没有效果，金融危机之前是美国历史上税收最低的时期，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储蓄率最低的时期。
第三，就美国的问题来说，当时美国实行的是军事凯恩斯主义，这并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美国需要做的就是停止军事凯恩斯主义。
就中国的问题来说，中国的企业税收并不重，中国在货币政策紧缩之前，中国经济一直就如脱缰野马势不可挡，因为中国并不存在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的需要，甚至中国经济也不需要刺激，中国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停滞，而只有通货膨胀。
当前中国的通胀和当时美国的通胀在原因上是相同的，都是因为实行凯恩斯主义导致的供给不足，不过中国只要放松货币政策，就可以增加供给，从而消灭通货膨胀。笔者指出中美两国国情的不同，就是不希望大家错用供给学派的药方。笔者虽然推崇供给学派的分析范式，但绝不主张对供给学派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
凯恩斯主义实行的是“需求管理”，可以称之为“需求学派”，它在立论基础上与供给学派是完全相反的，因为供给学派来根治凯恩斯学派的弊端是对症下药的。
目前危害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之一就是非法融资，非法融资已经演变成较为普遍的融资行为。当下的民间借贷，不论是规模还是利率都几近“疯狂”。目前，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益基金都参与到民间借贷或者高利贷之中。以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民间借贷规模较大，但现在经济落后的地方也开始疯狂放贷。
当前蔓延全中国的非法融资大约分为这样几种情况：一是许多企业通过几天的非法融资资金搭桥，继续获得银行信贷，这是较为安全的部分，但能够获得银行贷款的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二是风险较大的非法长期融资，借贷的企业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认为货币和财政政策将趋于宽松，或者政府将放松房地产调控，到时以房地产的溢价能够偿还高利率。显然，这是极端不靠谱的赌徒心态，当然这两种最终都要依赖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如果没有货币政策的宽松，这些都将演变成恶性事件，温州、宁波等地最近就接连出现企业老板“跑路”现象，大家都在等待央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
如果中小企业难以归还本息，资金链条就要断裂，风险就要爆发。从目前来看，巨额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非法融资，最终不排除引发中国式的次贷危机。
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不是绝对真理，我们没必要将其奉为神明。今日中国，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高利贷面前铤而走险；另一方面有数万亿的存款躺在央行“睡大觉”，这简直是人间最荒诞的事情。
当前的中国需要的是“扭转操作”，那就是同时采用“提高利率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方法，提高利率属于从紧的货币政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属于从宽的货币政策，两者同时进行，一松一紧，可以保持原有的货币政策基调和力度都没有变化。但这样却可以释放出一定量的货币，缓解市场上的资金紧张，从而提高供给，消灭通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