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抄有关批判少奇同志的大字报成了我们的一项工作。
许多大字报在列举了大量“事实”批判刘少奇后，都异口同声地敦促我们工作人员“赶快起来揭发刘少奇的问题”，并拉纲上线：“这是关系到你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还是站在刘少奇反动路线上的问题”，“你们要赶快选择”，“你们对刘少奇最清楚”……
在此情况下，我们思想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大家都感到灰溜溜的，甚至连到食堂吃饭都不愿去了，怕别人另眼相待，怕别人冷嘲热讽。尽管我们对少奇同志的处境很同情，但因他而使我们受到株连，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委屈。
当时，我们把中南海的一切动向都同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只想早日听到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态度，因为只有毛主席才能左右他的命运。但等来等去也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
于是，我们又以支部生活会的名义将少奇同志请到会议室，想从他的嘴里澄清大字报上提出的问题。
问：“大字报上说你不尊重毛主席？”
少奇同志听后没有马上解答。他缓慢地抽着烟，会议出现了短暂的冷场。
我们理解他的心情，对这些被断章取义、肆意歪曲了的东西，他无法回答。但他也不愿意拒绝大家的提问。
“这些事人家都贴到大街上了，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我们不相信你会那样做，但你应该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啊！”激动中带着乞求，一位同志终于忍耐不住冷场了。
少奇同志往烟缸里弹了弹烟灰，说：“我和毛主席一起共事几十年，不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遇到过多次很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在这十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由于大家都缺少经验，在一些事情形成决议之前，总会有不同的意见，甚至争论。这种不同意见和争论是正常现象，不能说成是谁反对谁，也不能叫不尊重。尽管我们有意见，但最后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去办事的。”
“大字报上说你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顶撞毛主席，不让毛主席讲话。”一位同志追问道。
“我和毛主席共事几十年从没有争吵过，更没有不让人讲话的事。”少奇同志气愤中夹带着不耐烦。
问：“大字报上说，你当国家主席是夺了毛主席的权。报纸上登你的照片是想同毛主席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是贪天功为己有。”
少奇同志又沉默了一会儿，说：“从当委员长到当国家主席，我都推辞过多次，好让别人当。但最后中央已经定了，我只好服从。在商量国家主席人选问题时，毛主席说，当国家主席有点名气，但是个苦差事，外事活动多，送往迎来，不自由，干扰读书和研究问题，他不当了。为了让毛主席专心研究问题，抓大事，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就是事情的经过，怎么能说是夺权呢？”
他吸了一口烟，又说：“在报纸上登我的照片，当初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是党领导一切，毛主席是党的主席，登他的照片就可以了。但有人提出这里面有个对外的问题，当时毛主席也说不登不好，一定要登。有人曾提议登我的照片时是否可以比毛主席的照片小一点，毛主席马上说，为什么要小一些，一样大！这事就这样定下了。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现在断章取义地传出来，不知道是何用意？”
问：“大字报上说，你1949年春天到天津去宣扬要发展资本主义，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刚开过的七届二中全会唱对台戏，你去的时候，也没和毛主席打招呼。”
答：“当时我受中央的委托到天津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同许多干部、工人和工商界人士谈过话，我讲的就是二中全会的精神，绝不是唱对台戏。你们可以看看二中全会文件和我的讲话记录。
“当时我们的干部中有一种‘左’的倾向，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些过分的做法，对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限制过多过死，想一下把他们消灭掉，把朋友误当敌人。天津刚解放，工商界和一些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及小商小贩，对我们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有的听信反动的宣传，他们很害怕，一怕没收他们的财产，二怕像在解放区斗地主一样斗他们。于是这些人人心惶惶，哪有心思做买卖，弄得市场一片混乱，物价飞速上涨。一些工厂停工待料，部分工人已经失业，许多工人面临失业。劳资关系很紧张。甚至有些人想抽出资金逃往香港。这对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很不利。而迅速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正是我们接管城市以后的中心任务。所以我的多次讲话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讲的。
“我讲过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我们斗争的对象，对他们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也讲过只联合不斗争，就要犯右倾错误；只斗争不联合，就要犯‘左’倾错误。还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问题。我给干部讲，那些长期搞工商业的人有经营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也可以让他们去搞经营和管理工作。
“因为这些话大部分是在一些小型座谈会上即席讲的，不可能逐句逐字去推敲，后来觉得有些话不那么准确，有些话也可以不那么说。”
“你说过‘剥削有功’吗？”有人问。
答：“我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说的。”
看到大家惊讶和不解的样子，光美同志说：“现在年轻人一听要发展资本主义，就说是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但要了解到讲话时的历史背景，就不难理解了。那时，我们党还允许民族资本家存在，允许雇工。我们的经济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少奇同志插话说：“这是毛主席提出的16字方针。”）我还记得少奇同志对一些工商界的人士说，你们不仅要赶快恢复生产。还要发展生产。还鼓励他们多办工厂，办一个好，办两三个更好，如果说剥削有罪，他们一个工厂也不会开办了。”
少奇同志接着说：“表达不够恰当的话，我早在1954年就作了自我批评。我在天津的讲话，在其它一些城市也传达了，并没有造成坏的影响，也并没有因为我的讲话，使天津的形势变坏，而是好起来了。好在这事情都不难弄清楚。”
在被问到光美同志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问题时，少奇同志说：“那天，中央几个领导同志在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人提到光美搞四清的经验很好。毛主席说那就请王光美同志来讲讲嘛，（少奇同志的司机站起来说，是我从大会堂回来把光美同志接去的。）她到大会堂讲了以后，大家认为这个经验可以推广。毛主席说，就请光美同志做四清的顾问吧。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后来我说过，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因为当时中央有个规定，除年老体弱者外，领导同志都要参加一期四清。我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目的是想促使大家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后来听说有人对我的讲话有意见。我想是我讲得绝对了一些。”
问：“大字报上说林彪在东北期间，你不支持他，而支持彭真，是不是这样？”
答：“有支持不够的时候，不能说不支持。林彪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不是同我个人的关系。不论表扬他还是批评他，都是由中央书记处集体讨论决定的。对他有些批评也是正常的。总不能支持错误的东西吧。对他在东北期间工作的评价，中央清楚，毛主席也都知道。不晓得现在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意思？”他也不理解。
问：“大字报上说你在延安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右倾投降主义？”
答：“抗战胜利后，1946年1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决议。在1月10日我党的停战会上，就有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2月1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说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我提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同在此之前毛主席的提法是一致的，没有原则区别。后来只有高岗攻击过这个提法，毛主席批驳了他。”
问：“大字报上说，在重新发表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你只提出做马列的好学生，既不提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也没有提毛泽东思想。说你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这和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批评的1962年的‘左’倾错误有关吗？”
少奇同志回答说：“关于1962年发表那篇文章的一些过程，外面的人不知道。还是在1960年毛主席就曾建议编辑出版我的选集。当时我不同意。我说除了编辑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外，不要再编个人的选集了。我建议可以编辑出版中共中央文集。这种文集可以包括除毛主席以外的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后来毛主席又多次提出要出版我的选集的事。为此，中央书记处还作了决定，又组织了编辑小组，我只好同意。”
他说到这里转过头来问我：“这事你知道吧？”
我答：“知道。”
“我们在湖南蹲点时，编辑小组的同志还到长沙向少奇同志汇报了选目问题。”光美同志插了一句。
我补充说：“机要室档案处的一个同志也去了，他是编辑小组的工作人员。”
光美同志又说：“当时少奇同志表示，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不能不把精力集中在研究和解决当前的问题上，没有时间去看自己的稿件。”
少奇同志说：“这件事一直拖到1962年。他们说可以先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篇，先是编辑小组的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也作了一些修改，中央书记处也同意了。”（我插话说：“是在北戴河修改的。”）
“这篇文章是我在1939年写成的。即使修改，也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加一些当时还没有出现的事。”少奇同志继续说。
“你犯了错误。人家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另眼看待了。”一位同志神情沮丧地说。
少奇同志说：“你们的处境和心情我理解，我犯了错误，你们感到很突然。我也没想到这次派工作组会犯路线错误，你们不要紧张，没有你们的事。别人另眼看待，甚至歧视你们，我看这是个暂时现象。”
说到这里他提议说：“今天我们休会好不好？”
大家看到他很疲劳的样子，都同意休会。
会后，我们把记录整理一下，起了个题目：刘少奇同志的答辩。然后写在几十张纸上贴了出去。但很快被撕了，并贴上了批驳我们的大字报，说我们被刘少奇利用了，是为刘少奇放毒。
因为有的造反派已把少奇同志当做敌人了，所以在批斗会上不论少奇同志说什么，都不被接受，不是说他狡辩，就是说他放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次，造反派还念了毛主席的语录：“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会后，光美同志痛心地说：“我们不能说话了，说谁不好，谁就成了好人，说谁好，反而害了人家。既然剥夺了我们的发言权，还质问我们干什么？”
关于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的事，我是知道的。从1961年到1962年期间，康生曾多次到少奇同志处谈论此事。而且每次见了我们都是不厌其烦地讲出版少奇同志的选集如何如何重要，少奇同志对中国党的建设的贡献如何如何大，说毛主席早就提出来了，一直拖到现在，编辑小组的同志很着急，等等。
但在“文革”中，康生却对造反派说：毛主席要我主持编辑出版刘少奇的选集，可选来选去却没有使我满意的，我很失望，一直对这个工作抱消极态度，所以拖了好几年……
康生还造谣说：我在钓鱼台主持写一至九评文章时，刘少奇对我的送审稿采取消极态度，总是拖拖拉拉，催几次也不退给我。
据我所知，少奇同志对他的稿件无论阅读和修改都是很认真的，根本不存在拖拖拉拉的问题。为把少奇同志置于死地，他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
康生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看风使舵、阴险奸诈的投机分子，虽然早已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在“文革”中的“卓越”表演，却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