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中旬的一天，少奇同志召集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工作组成员和学生代表来到他的会议室开会。大家汇报后，少奇同志谈了他的设想。他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各级干部中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大革命成为一次更好的机会……”
他还说：“现在下面要求中央规定一些政策界限，以便有所遵循。我看这个事要做，但有的规定不宜过早，要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而定。有的现在就是明确的，如北大工作组的那几条，还有中央的那个八条。凡打人、骂人、侮辱人、搞逼供信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
由于工作组的选派工作很仓促，临时组成的班子匆忙上阵，再加上上面的指导思想不一致，工作组的工作很难开展。他们大都是按照老框框，求稳怕乱，按部就班，这就和江青、陈伯达煽起的造反精神发生了冲突，于是他们就抓住工作组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挑动一些人掀起了反对工作组的浪潮。
7月18日，警卫局通知说，毛主席已回到北京。我马上报告了少奇同志。
“立即要车，我向毛主席汇报去。”他急切地说。
但时间不长，少奇同志又乘车回来了。卫士告诉我：“主席休息了，何时去汇报等候通知。”
毛主席回京后的第7天，即7月24日，我先是接到中办机要室会议处的通知，后又接到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的电话通知，都是请少奇同志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的事。
少奇同志万万没有想到，他盼来的他等到的不是毛主席的支持，而是对他和邓小平的强烈不满。在这次汇报会和以后的会议上，毛主席连续严厉批评派工作组的问题。说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很难过”。“学校把大门都关起来了”。指责“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统统驱逐之”。
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利用毛主席的讲话大做文章，继而兴风作浪，煽妖风点鬼火，把斗争矛头公开指向了刘少奇和邓小平。
7月29日，中共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总理、小平等同志在会上讲了话，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宣布大中学校放假半年闹革命的决定，宣布撤出所有工作组。
第二天，中办机要室给我一张到中直俱乐部听少奇同志在大会堂讲话录音的票。
我在听录音时，还作了简单的记录。
少奇同志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在新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而且我们也要重新学习，要在革命中学习革命。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这个形式并不适应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
后来，毛主席又严厉指责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实际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因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下面各级领导大多也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于是，检查的检查，被斗的被斗，下台的下台。
在此乱糟糟的形势下，毛主席号召中央领导和各省市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参加一所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以便取得感性认识。少奇同志开会回来说：“毛主席叫我到群众中去，到学生中去，看看大字报，听听意见，做点思想政治工作，增加点对文化大革命的发言权。”说话时他心情比较轻松。
少奇同志叫我与北京市委李雪峰办公室联系，看去哪所院校合适。经商量选择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李雪峰、刘澜涛、谷牧等同志准备陪同。少奇同志又叫我问中央文革小组去不去人。他们商量后答复由戚本禹陪同去。
8月2日晚上，少奇同志在几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建工学院。学生和教职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少奇同志的到来，甚至有人还喊出了“刘主席万岁！”的口号。
少奇同志对师生们除了讲毛主席批评派工作组和工作组与学生之间发生某些矛盾之外，就是劝说各派之间经过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后，要尽快联合起来。
戚本禹坐在少奇同志旁边还作了记录，对少奇同志的讲话并没提出任何异议。但毛主席的大字报发表后，他就对造反派说自己当时就认识到刘少奇在建工学院的讲话是打击造反派，支持保守派，搞合二而一。
也正是在少奇同志大讲各派要尽快联合起来的时候，林彪讲话了：“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大搅大闹，弄个天翻地覆，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少奇同志原准备把建工学院作为一个点搞下去。可是他刚进到学院，8月5日，毛主席就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他从建工学院回来，马上给李雪峰打电话，无可奈何地说：“我不能再到建工学院去了，看来我不配领导文化大革命。”难言之隐尽含其中。
从此，他除了接受批判、检查之外，再没有任何发言权了。就连在建工学院的讲话，也成为“大毒草”了。
